二
        1911年11月9日，广州成立同盟会执掌政权的广东军政府，1913年8月，广东“二次革命”失败，革命党人在广东统治了一年零八个多月。
        作为一个省一级的政权，广东军政府在孙中山解职之后，虽遥奉北京为中央，但在军事、财政、法律、人事等方面，实际上都是独立的。广东军政府取消了道、府两级行政机构，从1912年5月起，成立了广东全省总绥靖处，大致在原来的府或更广阔的地区设立军政合一的绥靖区。各绥靖处督办、总办除有权指挥、调遣所辖区域的军队外，还有“察吏之权”（注：《察吏》，《民生日报》1913年4月1日。）。同清朝一样，县也是最基层的政权。都督直接向各县发号施令，通过民政司任免各县县长，同时，又通过各绥靖处监督各县县长。（注：《粤省军政界之内幕》，《时报》（上海）1912年12月3日。从《广东公报》的公文反映出都督经常通过各路绥靖处督促县长执行纯属财政、民政方面的事务。例如，《广东公报》1912年第55号有《都督令民政司、各绥靖处转饬各县寻常民刑案件毋得侵越司法范围文》。）这样，省对县一级基本上能行使权力，但在县以下的乡村基层社会，广东军政府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的统治。
        如前所述，在清朝统治的末期，广州地区的乡村治安情况已经十分混乱。在广东独立后，“各处乡人，尚持复仇之说，专与前日绅士为难”，特别在顺德等地，“连日拆毁绅屋，更声言寻杀”。（注：《广东独立记》，《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8页。）善堂、商会上书胡汉民说，由于军警大量集中在广州，各属空虚，“各地扰乱，日已数起”（注：《广东独立记》，《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150页。）。1912年春，广东军政府鉴于在财政上无力负担数以十万计的民军，加上商界抱怨“民军云屯，秩序麻紊”，（注：《粤商维持公安会同人录》，1912年印本，谢昆彝序。）于是着手大规模地解散民军。民军原有148440人，先遣散了99830人，以后又陆续遣散9000多人。（注：《粤省陆海军情形送部》，《民生日报》1912年12月16日。）被遣散的民军只得到为数甚微的“恩饷”，回乡后无田可耕、无业可就，“迫得又变为土匪的占了大多数，因而弄到遍地皆匪，各属治安都无法维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河道纷歧，易于集散藏匿，更为猖獗”。（注：李朗如、陆满：《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民军》，《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163～164页。）
        广东军政府为清除盗匪，恢复秩序，把政府的权威贯彻到乡村，1912年5月，开始在全省大举清乡，派出的军队“尤以驻扎广属（即原广州府属县）者为最多”（注：《广属军队之星罗棋布》，《民生日报》1912年9月20日。）。广州地区的清乡先后由著名的同盟会员朱执信、周之贞负责。顺德县又一次成为清乡重点中之重点，“各处军队联合围捕，几于无乡不到，无日不围”。（注：《白日当圩抢劫》，《民生日报》1912年12月26日。）
        革命党人缺乏与农民有联系的人物；而原先与革命党人有联系的会党、绿林，此时已是全力清剿的对象。农民没有在这次革命中得到好处，也没有看到任何希望。因为财政困难，广东军政府陆续恢复原已蠲免的加三粮捐、沙捐、酒捐、屠捐等苛捐杂税。农民最为痛恨钱粮征收中的陋规浮收，但“都督通告，暂照旧章征收，其丁米一切陋规，悉令化私为公”（注：《财政司呈复核议电白县令梁光瑄请除钱粮积弊豁免浮粮一案》，《广东公报》第14号（1912年8月14日。）。广东军政府大量发行的纸币不断低折，农民是最大的受害者。清乡的军队焚掠滥杀，使农民有时甚至站在“匪”的一方反对“兵”。如1912年11月顺德甘竹黄姓被清乡军队枪毙十多人，黄姓人为报复，烧掉军队营房。（注：《祸无了日》，《民生日报》1912年11月6日。）同月，李福林部在广州城北番禺县高塘清乡时，“乡人从匪拒捕”，“集众千余人，白旗招展，枪声隆隆，环向福军轰击”；（注：《乡人从匪拒捕》，《民生日报》1912年11月12日。）重现了清末乡民协助绿林反抗官兵的场面。
        革命党人解散了清朝在乡村维持治安的机构，“将原有之乡团局绅、水军船只、汛防武弁、缉捕行营，凡寄耳目以为保良攻匪之机关，尽行裁撤”。（注：《请看总商会陈清乡办法》，《民生日报》1913年9月20日。）独立时士绅普遍受到冲击，时人说：“自反正以后，从前正绅，既多遭盗贼蹂躏，逃亡殆尽；其未遭挫折者，亦以亡清头衔，不足以慑服乡里，且鉴前车，不复敢挺身任事，于是地方办事机关，扫灭净尽……此地方之不靖，固所由来。”（注：《论治粤政策亟宜维持人民生计》，《民生日报》1912年5月9日。）革命党人出于自己的政治理念，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实行了打击、限制士绅的政策，例如，顺德的东海护沙局是广州地区士绅最大的武装，军政府曾下令，“所有从前设立之护沙局所，自应一律裁撤，其各沙护勇，亦应妥为遣散，不准擅收各种沙费，嗣后一切防缉事宜，统由广阳军务处办理，以一事权”。（注：《彼此争权攘利结果》，《民生日报》1912年5月23日。）但是，在清乡时各级政府却不得不重新向士绅求助。南海县长卢梭魂（一个小有名气的革命党人）出告示说，“前清州县，事事会营，犹赖乡局为耳目之司。居今要政，乡先自治，固结民团，规划视乎乡情，监督权由政府”；宣布要“按日接见县属各司乡局董，藉征政见”。（注：《卢梭魂之通告》，《国民报》1912年7月25日。）顺德县长吴菲重用清朝时的“虎绅”，清末清乡时“滥杀梓里”的羊额乡绅士何某，又重新统带清乡的团队，而且对“与士绅为难者，次第报复”。（注：《虎绅荣归》，《民生日报》1912年8月1日。）顺德三十六乡办团，以“亡清绅界之屠伯”刘月波等16名“旧绅”任团长。（注：《互相报复》、《三十六乡办团》，《民生日报》1912年6月6日、1913年1月15日。）都督也批准各绥靖处“责成各乡士绅举办团练”的报告。（注：《都督批南韶连绥靖处呈请将所存毛瑟枪发交得力乡团备价领用由》、《都督批肇罗绥靖处呈报分路举办清乡由》，《广东公报》第7号（1912年8月8日）、第14号（1912年8月16日）。）不少士绅重新取得乡村地方武力的控制权。
        但革命党人并未能得到旧士绅的充分合作。仍以顺德为例，顺德县长为清乡筹集军饷，“惟各公款多被旧绅挟逃港澳，故告示日出，应者寥寥”（注：《兵饷难筹》，《民生日报》1912年9月23日。）。该县富户，“多有拥资巨万，而粮务分文不纳者”。（注：《收粮难》，《民生日报》1912年12月24日。）为了保证乡绅在政治上支持自己，军政府规定，“须经县令谕委者，始可谓之乡绅”，还特地规定民军官兵被遣散回乡者不得“自居乡绅”（注：《乡绅之淘汰圈》、《提议规定乡绅资格》，《民生日报》1912年8月16日、9月16日。）。但不可能有那么多既拥护共和制度、支持革命党人，又公平正直的乡绅，所以，乡村地区或者是旧绅仍在管事，或者是“浮浪之徒，乃起而代之，施施然自封乡绅之列，武断专横，视前为甚”（注：《乡绅与乡治之关系》，《民生日报》1912年8月16日。）。民国初年广州附近的乡村地区较清末更为动荡，这些新旧乡绅并没有足够的权威；他们的横行霸道，又使乡村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从而使秩序混乱的状况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