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汉、宋两学关系问题是一重要问题。该问题发生甚早，到清代乾隆、嘉庆、道光之时尤为引人注目。围绕这一问题，时人聚讼纷纭，立场各异，由此导致某些学术现象的出现，甚至引发嘉道之际的学术转换，为理学的再度复兴提供了某种契机。所以，以汉宋之争和汉宋兼采为线索，探讨嘉道之际的汉宋关系问题，有其学术上的意义所在。
    一
    所谓“汉学”，原本是指汉儒考据训诂之学。在清代，考据学是学术之主体。考据学以考经为主，是儒家经学发展到清代的产物，由于以尊汉学为治学宗旨，故也可称汉学。也就是说，汉学即清乾嘉学派所治之学的统称，尤其在与“宋学”对称之时。所谓“宋学”，主要指宋代（也包括元、明）程、朱和陆、王两派的理学，同“汉学”相对。此外宋学又有广义，即泛指宋代的学术，非专指理学。不过清人眼里的宋学一般仅指理学，非广义之谓。
    乾嘉之时，理学被笼罩在汉学氛围下，有远见的理学之士大都注意吸纳汉学之长，在阐发义理的同时不放弃考据，并将考据的成果用来为义理服务。甚至有的理学家开始屏弃门户之见，综诸家之长，不论汉、宋。反过来，汉学家也不是一味规避义理，不少汉学家秉求道理念，以训诂求义理，时有新见问世，开出义理新局。所以，汉、宋两学在当时并非截然对立，判若云泥，而是有相通的地方，至少有相容之处。不过，乾嘉之际的学者虽说大都对汉、宋学有持平之见，但汉、宋两学究属不同学术体系，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等各具特色，所以双方时有争议是很正常的现象。广义上说，这样的争议都可笼统归为汉宋之争，有清一代皆贯穿之。狭义上说，所谓“汉宋之争”，则指嘉道年间江藩① 与方东树② 围绕汉宋问题在各自著作中所表达的针锋相对的理念及其所引发的学术风波。
    清代汉学家最重家法，吴派学者尤为严守师训，江藩自少追随吴派门人，被培养成为纯正的汉学家，一直以维护汉学自任。他写作《国朝汉学师承记》，即有这方面的用意。他说：
    藩绾发读书，授经于吴郡通儒余古农、同宗艮庭二先生，明象数制度之原、声音训诂之学。乃知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暇日诠次本朝诸儒为汉学者，成《汉学师承记》一编，以备国史之采择。[1]（卷1, P8）
    从这段文字来看，江藩写《汉学师承记》的动机很明显，就是通过为清代汉学家修史立传的方式，将惠、戴已经昌明的汉学延续下去。嘉道之际，汉学既处于发展的顶点，同时又遭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攻击，开始走向衰落，所以江藩要效仿先人，借助于学术史的编修，明确汉学传承，承袭汉学家法，从而延续汉学血脉，并力求将其发扬光大③。
    起初江藩只编了七卷，其收录标准，以依据汉人之说研治名物制度、小学训诂者为主，而对于开清代学术风气之先的黄宗羲、顾炎武，则屏之不录。他认为：“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1]（卷8, P158） 后以二人之学术地位非可轻予否定，始编为第八卷，附于全书之后，使全书编制明显失调。由此可以看出，该书门派家法色彩之浓。在江藩眼里，阎若璩、胡渭之学是真正的“专门汉学”，宜放在卷首，而黄宗羲、顾炎武既“深入宋儒之室”，又“以汉学为不可废”，实为“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即黄、顾主汉宋兼采，不专宗汉学，所以不能作为乾嘉汉学之先导。由于要专门为从事纯汉学研究的汉学家立传，故除黄、顾外，江藩此书对于汉宋兼采者一概不予立传，其独尊汉学的编修意图十分清楚。
    作为吴派门人，江藩在治学上谨遵师教，其学具有尊汉信古的特色。撰著《汉学师承记》，也不例外。在该书里，他对乾嘉汉学吴、皖等派学者的评述，强调的不是他们之间的相异点，而是相同点，即都突出他们在学术要旨上尊汉信古的特色。实际上，吴、皖两派学者治学上颇多相异之处，已有不少学者作过这方面的归纳总结，但江藩对此不作强调，却有意突出他们作为乾嘉汉学学者的共同之处，显有大力彰扬汉学、突出其学术正统地位的用意。不仅如此，江藩还专门编有《国朝经师经义目录》，附于《汉学师承记》之后。该《目录》之编撰，是基于以下缘由与原则：
    既为《汉学师承记》之后，复以传中所载诸家撰述，有不尽关经传者，有虽关经术而不醇者，乃取其专论经术而一本汉学之书，仿唐陆元朗《经典释文》传注姓氏之例，作《经师经义目录》一卷，附于记后。俾治实学者得所取资，寻其宗旨，庶不致混莠于苗，以砆为玉也。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不著录。[2]（P178）
    从这些文字看，江藩欲以《经师经义目录》补《汉学师承记》之不足，进一步展示清代汉学的纯正，所以专选那些“专论经术而一本汉学之书”来编入，将“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排斥在外。此种做法，更可见其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