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意，方东树对汉学家在天文、术算、训诂、小学、考证、舆地、名物、制度等方面的成就是肯定的，他所反对者是汉学家由训诂以明义理的义理学方法论，只要汉学家的考据学成果不涉义理，他还是能客观看待并赞赏的。出于对汉学考据方法的认同，他甚至不承认此方法为汉学家所专有，而是说宋学家也同样运用得当。
    这无疑是说宋儒未尝废考据之学，而且为宋学者懂得考据之学，就能了解宋儒之说之由来，从而于义理探讨更为有利。“但义理、考证，必两边用功始得”，二者不能相混，即方东树仍是认为不能完全通过考证明义理，对宋学家而言，考证只是用来使义理更明晰的手段而已。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汉、宋两学关系的问题上，以方东树为代表的宋学家所认可的是汉学家无关义理的纯考据成果，所采纳的是有助于认识义理的考证方法，而对汉学家由训诂以明义理的义理学方法论则不予认同，对汉学家由此所得之义理更是嗤之以鼻。这就是宋学家兼采汉宋的基本立场，以宋学为根本，拿来汉学考据方法为己所用。
    总之，嘉道年间，汉、宋两学的关系展现出既相争又相融的特色，汉学家与宋学家之间既相互贬抑，又彼此调和，兼采对方之长为己所用。这一切，预示着学术嬗变的契机已显现，学术演进将有新趋势。
    注释：
    ① 江藩（1761-1831年），字子屏，号郑堂，晚号节甫，江苏甘泉人。年少时受业于惠栋弟子余萧客、江声，通惠氏之学。与扬州地区的汉学家汪中、焦循、李惇、刘端临等，都有深交。乾隆时，曾襄赞《四库全书》的纂修。嘉庆间，入两广总督阮元幕中，参与修撰《广东通志》，乘便刊行所撰之《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后又撰《国朝宋学渊源记》三卷。此二书为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
    ② 方东树（1772-1851年），字植之，别号副墨子，晚年慕卫武公耄而好学之意，以“仪卫”名轩，自号仪卫主人，安徽桐城人。曾受业于姚鼐执教的钟山书院，毕生以读书、教书、著书为业。主要著作有《仪卫轩诗文集》、《汉学商兑》、《昭味詹言》、《书林扬觯》等。
    ③ 通过编修学术史的方式助于学术振兴与发展，江藩之前不乏这样做的学者，如黄宗羲之撰《明儒学案》。
    ④ 参见朱维铮《汉学师承记（外二种）导言》，《汉学师承记（外二种）》，朱文还认为《汉学商兑》之所以在同治末到光绪中的三十年间较为流行，原因亦在学术之外，是得益于方东树弟子方宗诚、戴钧衡借助曾国藩、李鸿章、倭仁等的政治力量，将其刊行并广为传布。
    ⑤ 在《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一文中，王汎森指出，《汉学商兑》一书的出现，“不能不说是石破天惊之举”，“我们可以说它打破了汉学一元垄断之局”。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14、2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此论于《汉学商兑》评价甚高，但若考量该书问世之时学术界的总体状况和该书实际所生之影响，似有言过其实之嫌。
    ⑥ 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云台（或作芸台），又号揅经老人、雷塘庵主等，江苏扬州人，占籍仪征。历官乾、嘉、道三朝，多次出任地方督抚、学政，充兵部、礼部、户部侍郎，拜体仁阁大学士，卒谥文达。宦迹所到之处提倡经学，奖掖人才，整理典籍，刊刻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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