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于江藩在汉宋学关系问题上表现出的偏见，当时即有学者表示不满，但公开站出来发难的极少，其中以方东树的问难最具代表性。
    方东树少承家学，究心古文，步趋姚鼐，为桐城派后劲。中年以后，专意理学，崇尚程、朱，于考据学风多所批评。他说：
    慨然想见朱子当日所以集群儒之大成，使斯道昭明，如日中天，其遗文教泽一字一言，皆如布帛菽粟，后之人日游其天而不能尽察也。……必欲兴起人心风俗，莫如崇讲朱子之学为切。[7]（卷5）
    可见朱子之学在他心目中地位之高。他又评价清儒之学曰：
    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于用，以为经之事尽于此耳矣，经之意尽于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虚，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荡。[8]（重序，P411）
    这无异于说考据家之学上不能及于道，下不能及于用，治这样的学问，不仅无裨于世，而且会“使人狂，使人昏荡”。此类评价，充分表现出桐城派学者的特色，内中可见姚鼐的影子。
    正由于方东树有此立场，所以他对江藩尊汉抑宋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一类著作不能不深致不满。当江藩刊刻二书时，方东树亦在广州，曾目睹二书在阮元幕中引起的轰动效应，但对他而言，引发的则是怒火，尤其是《国朝宋学渊源记》中的内容。在《国朝宋学渊源记》中，江藩为39名理学家立传，却唯独“遗漏”了自居理学正统的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诸人，其中的真意不言自明。此前，桐城派即已与汉学家结怨。桐城派主将姚鼐年轻时曾欲拜汉学大师戴震为师，但为戴所婉拒，此事向为桐城派引为大辱，方东树尤为其师不平。所以，读到自奉汉学正统的江藩所作排斥桐城诸儒的宋学家传记，方东树不能不予以回击。
    方东树回击江藩的著作即为著名的《汉学商兑》。该书共上中下三卷（卷中又分上、下），核心内容是攻击汉学的缺失，同时为宋学辩护。在《序例》中，方东树曾言其著述之意：
    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海内名卿巨公、高才硕学，数十家递相祖述，膏唇拭舌，造作飞条，兢欲咀嚼。……
    历观诸家之书，所以标宗旨、峻门户，上援通贤，下詟流俗，众口一舌，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窃以孔子没后，千五百余岁，经义学脉，至宋儒讲辨，始得圣人之真。平心而论，程、朱数子廓清之功，实为晚周以来一大治。今诸人边见K24QB13.JPG倒，利本之颠，必欲寻汉人纷歧异说，复汩乱而晦蚀之，致使人失其是非之心，其有害于世教学术，百倍于禅与心学。……东树居恒感激，思有以弥缝其失。[8]（序例，P235-236）
    概括起来，这两段话无非是两个内容：一是表达了对汉学家扬汉抑宋的强烈不满；二是指称宋儒之学、程朱义理方系孔子儒学的真传。程、朱发扬“正学”，厥功甚伟。正是以这两层意思为核心，方东树展开了他的论述。
    作为论争性文字，《汉学商兑》的写作方式是先摘录论敌原文，然后以按语等形式予以驳斥。只要被方东树认作与汉学有关的人物，无论前驱或者后进，都在攻击之列。但它也表明，方东树并非乱箭齐发，而是集矢于戴震一系，尤其是扬州学派。全书用引文形式指名攻击的清代汉学家言论，连同《汉学师承记》、《经师经义目录》被引及的十五段在内，阮元、汪中、焦循、江藩四名扬州学者的见解，便居过半[9]（P18）。
    这毫不足怪。对方东树而言，所要卫护的是程、朱“正学”，所集中火力攻击者必为对程、朱“正学”威胁最大者，而戴震一系学者，特别是扬州学者阮元、汪中、焦循等人，恰是对程、朱挑战最力者。江藩虽不属戴震一系，但究属扬州学者，与扬州诸儒声气相通。所以方东树将攻击的对象集中于扬州学者，自是顺理成章。
    《汉学商兑》对汉学的批驳，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指斥汉学家之所为系出自门户之见；二是抨击汉学家钻在故纸堆中，严重脱离实际；三是对汉学家所讲之义理予以系统驳斥；四是从汉、宋两学关系着手，得出对汉学极不利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