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此的心态下，他自是要不遗余力地为宋学争正统、争地位，用语的尖刻，看法的褊狭，自亦成为《汉学商兑》的特色之一。不过，问题还有另一面，即方东树的主张也非一无是处，如他对“理”、“礼”关系的阐发，对汉学家义理学方法论的分析与批评，是存在某些合理因素的，门户之见并未全然掩盖理性的光辉。
    前已言及，狭义上所谓“汉宋之争”，即指方东树与江藩的这场争论。不过究其实，只有方东树对江藩著述的批驳之声，未见江藩的反击，因目前所能见到的《汉学商兑》最早版本，是在江藩去世后刊行的，所以双方也无从进一步争论。而且这一争论的实际影响也并不很大，尽管方东树的弟子苏惇元曾宣称《汉学商兑》出版之后，汉学火焰“遂渐熄”[10]（卷首），但此言得不到事实的证明，明显是夸大其词。当时在《汉学商兑》重刊本上题词赞赏的有7人，主要来自桐城、 阳湖两派，这样的门派背景，不能代表“并时学者”的一般意见④，而汉学诸人并未对该书表达看法，这种冷漠和不屑一顾，无形中已经限制了它的学术影响力。所以，对它的影响要客观估价，不能夸大⑤。
    三
    《汉学商兑》之问世，固然标志着所谓汉宋之争已达高潮，同时它也说明这一时期学术格局有所变化，即汉学虽仍居主导，但宋学的空间已越来越大，以致这种极力维护宋学、大肆诋毁汉学的著作能够大行其世。宋学空间的得以扩大，与当时学界存在的汉宋调和、汉宋兼采之风密不可分。当然，学界领袖的倡导、推动亦是关键因素。在这方面，阮元⑥ 发挥了巨大作用。
    阮元治学的范围相当广泛，经史、小学、天算、舆地、金石、校勘，无不穷极隐微，有所阐发，“巨细无所不包，而尤以发明大义为主”[11]（P634）。其主要著述有《〈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诗书古训》、《性命古训》等，除专书外，著述大都收入《揅经室集》中。
    作为身居高位的学界领袖，阮元的学术主张颇有官学色彩，即兼顾经学与理学、汉学与宋学、道与艺。他曾说过这样的话：“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12]（卷2,P37）
    鉴于此，他以无所偏执的态度对待汉学与宋学，倡导为学要“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总的精神是“兼”，“兼古昔所不能兼者”。所以如此，在于汉、宋学各有其“蔽”，必得兼采汉、宋，各取其长，各弃其短，才能收无“蔽”之效。阮元这样说，亦这样做。
    他利用自身的名位和财力编印了大量书籍，但非凡书必采，对激烈攻击程、朱的著述便进行删节或不予编人，如在编《皇清经解》时，他就未将戴震立异程、朱的代表作《孟子字义疏证》收入其中。这样做恐亦有调和汉宋的用意。
    关于阮元治学的集大成和不拘门户、兼采汉宋，龚自珍曾有过一个概括，认为其学“汇汉、宋之全，拓天人之韬，泯华实之辨，总才学之归” [13]（P274）。也正由于阮元不抱门户偏见，力持汉宋之平，所以方东树才敢于将深诋汉学的《汉学商兑》献给他，并希望他在汉、宋学的问题上主持公道。实际上，《汉学商兑》中多有对阮元之学不满之辞，但方东树却又如此厚望于阮元，不管他的真实意图如何，至少说明阮元兼采汉宋的宽容学术态度已得宋学家的认可。
    阮元是学界公认的汉学领袖，他的学术主张的影响力非普通汉学家可比，故而其兼采汉宋的学术态度不仅强化了部分汉学家已有的同类立场，而且促使一些汉学家改变以往对宋学的态度。所以，嘉道之时，为学调和汉宋甚至兼采汉宋已非个别现象，就连门户之见较深的学者如江藩，也非对宋学之长一概视而不见。当然，作为汉学家，基本的学术立场还是如一的，对他们而言，兼采汉宋是以汉学为根本、为出发点采纳宋学，义理由训诂而衍生，主次分明。若细加分疏，这里又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吴派惠氏所代表的多数汉学家的态度，即“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认为能将汉儒训诂之学与宋儒立身之学统一起来，知行合一，方为大儒，所以能容纳宋学的地方主要在立身制行方面；另一种情形是戴震、阮元等所代表的部分学者的态度，这类学者并不满足于仅仅依靠训诂证明义理，而是欲以汉学之长发展宋学义理，所以他们对宋学的吸纳并不局限于宋儒立身之学，也包括宋儒性理之学。
    作为一个时期的学术趋向，汉宋兼采并非只是汉学家单向兼采宋学，宋学者对汉学的采纳也十分普遍。前已述及，乾嘉之时，理学被笼罩在汉学氛围下，有远见的理学之士大都注意吸纳汉学之长，在阐发义理的同时不放弃考据，并将考据的成果用来为义理服务。甚至有的理学家开始屏弃门户之见，综诸家之长，不论汉、宋。嘉道之际，这种情形更为普遍，就连极力维护宋学门户的方东树也不例外。在《汉学商兑》中，方东树对汉学的攻击不遗余力，但其所采用的手法却大多是汉学考据方法。他往往在引证作为靶子的汉学家言论后，以考证的方式对之施以批判，从而达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考据学内部冲击它的目的。他能如此做，与其具有较高的考据学素养关联甚大。据载，在阮元幕中，他曾将阮元所刻《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用卢文弨手校《十三经注疏》原本“详校一过”，发现阮刻脱讹多处，于是“或发明，或纠正”，“考据精确详明”[14]（卷8，P210）。正由于方东树对汉学考据手段非一概否定，所以他才说出这样的言论：“考汉学诸人，于天文、术算、训诂、小学、考证、舆地、名物、制度，诚有足补前贤，裨后学者。”[8]（卷下，P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