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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义和团运动起源的三个阶段(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东岳论丛》 王如绘/初晓京 参加讨论

    此外,曹州府还有其特殊之处。一个是募兵的问题。甲午战争开始后,清政府大量招募兵勇。曹州民风强悍,其兵勇素以敢战闻名,因而成为征兵的重点地区[12]。战时征兵,牵动方方面面,生离死别,特别震动人心。更兼征兵时必然伴随着反侵略战争的宣传与动员,给当地群众民族主义情感的提升营造了适当的氛围。
        其次,曹州地处南北通衢,北上的清军也给这里带来了激动。据周锡瑞(Esherick,J.W.)的研究,军队从内地火速赶往北方和沿海一带,“某些小客栈墙壁上的留言以及冲突正在扩大的谣言表明,有些中国人相信西方列强也卷入了对中国的进攻。”[13]由对日本侵略的愤怒到对整个列强侵略的愤怒,使这一地区的爱国主义情绪进一步高涨。
        再次,对内打击土匪的行动,这时也赋予了爱国与对外的意义。毓贤在曹州等府州举办团练,必然把李秉衡所谓“备外患必先清内讧”作为动员群众的主旨,使人们认识缉匪对于反抗外国侵略的重要意义。这种通过行政机构贯穿到基层每个乡村的宣传动员,也会使当地的国家危亡意识得到强化。
        一方面,土匪肆虐,社会生活不安定;另一方面,日本侵略,民族矛盾空前加剧,人民群众的救亡意识达到高潮,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中,大刀会找到了自己发展的空间。大刀会的初兴,是从打土匪入手的。单县、曹县、成武等县地方官1896年初在禀报中曾指出过大刀会初兴时的这一情形,说:“前因海氛未靖,各处匪徒间有蠢动,民心恐惧。正虑防范无策,适有曹县监生刘士端……等遇一游方无名道士,精通金钟罩法术,即传言之大刀会,能避枪炮利器。刘士瑞等闻之奇异,各因防贼保护心切,随从该道士习试不虚,并帮同各团长捕获巨盗多名送究。屡试屡验,于是乡民互相学习,藉资保卫,珍为秘诀。”[9]曹州知府毓贤奉命缉匪却成效甚微,于是对大刀会勇于捕盗并“获匪送府”的行动采取了“重犒鼓励”的措施,大刀会也因此更加积极配合政府捕盗。时间不长,菏泽、成武、单县、定陶、曹县等处土匪敛迹。大刀会因而名声大振,“官民交依为重”。江苏省徐州道阮祖棠1896年对大刀会的迅速发展有过这样的描述:“一倡百和,潜滋暗长,党类日繁。……人皆推其侠义,争归附之。乡村大户,多有雇以保家。甚至营县局卡,亦有招募防卫。因之蔓延传习,愈结愈盛。东省最众,豫省次之,皖又次之,徐郡与东省壤地相接,近亦有入其会者,共约有两三万之多。”[9]
        大刀会在发展初期即已具备了“灭洋”的宗旨。国家图书馆藏有光绪二十年九月(1894年10月)一位主战派官员的一件奏折的抄件,该奏折在陈述主战的理由时说:“又况外患不除,内忧恐起。近闻山东曹濮、安徽颍亳各地方,伏莽欲动,假‘兴华灭洋’为名。道路传闻,未知确否。”[14]这里出现了一个“兴华灭洋”口号,它比后来出现的类似口号早出了4年多的时间,虽属“道路传闻”,但其真实性是不容否定的。山东曹濮、安徽颍亳正是大刀会发生的地区,在这里出现的“兴华灭洋”口号,只能是大刀会提出来的,当时当地不可能有其他的“伏莽”能提出这样的口号[12]。从甲午战争时期曹州地区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整个社会氛围来看,“兴华灭洋”口号的产生是合乎逻辑、顺理成章的。对于大刀会拥有这样的口号,还可以提出一个佐证。1898年4月来山东游历的德国人海司(Ernst von Hesse-Wartegg),记载大刀会的宗旨为"Vertreibung der Mandschuregierung,Vertreibung der "[15],此语译成中文应该是“反清灭洋”。对此我们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教会有意抹煞大刀会“兴华”、“兴清”的宗旨而将其说成是“反清”的,借以挑动清政府惩办大刀会。如单、曹等县教民即曾骂大刀会是“白莲教妖人”[15],德国驻华公使绅珂也曾据教会来涵提醒清政府,“察看情形,该匪未尝无叛反朝廷之心”[16]。二,大刀会在遭受1896年镇压及巨野教案后,部分地区的大刀会人改“兴华”、“兴清”为“反清”。“反”是相对于“兴”来说的。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可以反证“兴华灭洋”口号是大刀会提出来的。
        “兴华灭洋”开始只是基于甲午战争和列强侵略的一种笼统的民族主义口号,大刀会一开始并未把矛头对准教民。但外国教会在鲁西南等地的发展,入教教民良莠不齐甚至为盗为匪者加入教会,教会对地方社会的干预,教民恃教会及外国护教权的支持而无视乡村权力结构及礼俗,都促成了大刀会的反教活动。1896年初,大刀会开始与教会发生冲突,6月即开始大规模打教。本来,毓贤等地方官因在捕匪方面得到大刀会的配合,对大刀会是奖许的,后在1895年春由于御史管廷献奏称金钟罩较曹州杆匪更为可虑,他们才不敢公开支持。但直到1896年春德国公使因大刀会与教民的冲突提出交涉时,地方官对大刀会仍然是采取回护态度的[9]。当年夏,大刀会与教会冲突规模扩大,在清政府的严令下,毓贤不得不镇压大刀会,把曹单大刀会的首领刘士端、曹德礼诱杀,但同时声称“不办单县的金钟罩,只办河南的金钟罩”[17],把大刀会驱散了事。山东巡抚李秉衡也未把大刀会当成一件太大的事情,当总署电询“据五月俭电匪首刘士端已获,民情安谧,究竟余党能否解散”时,他在电文上端批示:“本无所谓党”[18]。此后,大刀会的传播和活动仍然持续不断。大刀会的主要传播者赵天吉逃往苏豫皖边区一带,1897年7月前后,在铜山、丰县、虞城等地,大刀会都发动过较大规模的斗争。1897年11月1日,一些大刀会成员在山东省巨野县张家庄杀死两名德国传教士,酿成中外交涉重案,大刀会的“匪”名愈加坐实,有的变名以求发展,有的向其它地区扩展。
        总之,大刀会早在1894年就提出了“兴华灭洋”的口号(也不排除当时就有“兴清灭洋”的提法),这是义和团口号的源头;大刀会扬言“刀枪不入”,喝符念咒,追求超自然的力量,引发了潜在于北方民间的各种“邪术”和巫风,是义和团怪诞信仰的源头。只是大刀会的名称不叫“义和团”。所以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为义和团运动的雏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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