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鬼方”称谓的思想背景
    商周时人常以“某方”称居住在周边地区且与他们有所往来的部落,例如著名的“鬼方”,以及土方、吕方、苦方、龙方、马方、蜀方、盂方、羌方等。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一文中认为“鬼方之地,实由宗周之西而包其东北”,并详细论述道:“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中间或分或合,时入侵暴中国。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诸夏远甚;又本无文字,或虽有而不与中国同,是以中国之称之也,随世异名,因地殊号,至于后世,或且以丑名加之。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则曰猃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综上诸称观之,则曰戎、曰狄者,皆中国人所加之名;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曰猃狁、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而鬼方之方、混夷之夷,亦为中国所附加。”2王国维还从文字学的角度考察鬼方之名,原应作“畏方”,“畏”与“远”同意,汉人用隶书写定经籍时,改“畏方”为“鬼方”。按王氏的说法,“鬼方”是本名,又说“鬼”为“畏”为“远”,然细思之则可发现,当地人没有称呼自己为“远方”的道理,“鬼方”名应也是“中国人”所加的。而混夷、獯鬻、猃狁、胡、匈奴为本名的说法则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可能确实来自音译。3
    而本文关心的是鬼方的“鬼”字究属何意。按照王国维的说法,此字原为“畏”字,意思是“远”;汉代人隶定为“鬼”字,然汉人用这样一个字描述历史上存在的民族的用意何在呢?本文推测这可能和留存在汉代人意识中的“方外”,尤其是西北方向为众鬼居住地有关。
    在汉代早期的观念中,“冥界”思想尚未如后世那样定型,鬼不一定就生活在“黄泉”或者地下,后来盛极一时的“死人去泰山”的观念还只是在特定地域及人群中流行。而有一种冥界观念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就是认为鬼生活在“四边之外”,例如王充在《论衡·订鬼》中说:
    一曰:鬼者、物也,与人无异。天地之间,有鬼之物,常在四边之外,时往来中国,与人杂则,凶恶之类也,故人病且死者乃见之。天地生物也,有人如鸟兽,及其生凶物,亦有似人象鸟兽者。故凶祸之家,或见蜚尸,或见走凶,或见人形,三者皆鬼也。或谓之鬼,或谓之凶,或谓之魅,或谓之魑,皆生存实有,非虚无象类之也。何以明之?成事:俗间家人且凶,见流光集其室,或见其形若鸟之状,时流人堂室,察其不谓若鸟兽矣。夫物有形则能食,能食则便利。便利有验,则形体有实矣。《左氏春秋》曰:“投之四裔,以御魑魅。”《山海经》曰:“北方有鬼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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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卷1,《坤》,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页。
    2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83页。王国维的这一判断也为后来的研究者们继承,见田继周:《秦汉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40页。
    3相关研究参见何星亮:《匈奴语试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1期;饶宗颐:《饶宗颐东方学论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56—81页;陈勇:《<史记>所见“胡”与“匈奴”称谓考》,《民族研究》,2005年6期;陈健文:《试论中国早期“胡”概念之渊源》,《欧亚学刊》(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卡哈尔曼穆汗《塞、匈奴、月氏、铁勒四部名称考》,《西域研究》,2000年4期;余太山:《匈奴、Huns同族质疑》,《文史》(第3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余太山:《犬方、鬼方、方与猃狁、匈奴同源说》,载氏著:《古族新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等。于前人之说多有新解,可参考。
    4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936页。
    王充所谓的“一曰”,是引述当时人的看法,则知此种看法在汉代也是颇流行的。但应当注意的是,王充在这里提到的“鬼”其实是“凶物”,而非人死为鬼之鬼。王充认为“凶物”同样为天地所生,就像有些人的模样和鸟兽类似,有些鸟兽也具有人的样子;具有人的形状的鸟兽有时被称为“鬼”,有时被称为“凶物”,有时也被称为“魑魅”,有实在的身体,或许也可以带来实在的伤害。1之所以强调“有形”,或者是要与当时更为普遍人死为鬼无形的认知作对比。不难想到,王充关于这类鬼物的思想来源应当就是《山海经》中的相关神话。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山海经》神话起源于西北地区,在战国两汉时代传播至楚地以及齐地东部沿海地区,其影响范围和深度实难断定,但为当时相当部分人接受应当是没有问题的。2
    在王充为论证鬼物常在四边之外而举出的几条证据中,“投之四裔,以御魑魅”也见于《尚书》和《史记》,据《史记·五帝本纪》: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言语,天下谓之梼杌。此三族世忧之,至于尧舜未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螭魅,于是四门辟,言毋凶人也。3
    大意是舜帝将有大恶的家族迁移流放到四裔之地,让他们抵御魑魅,这段文字背后当另有实际的政治寓意,此处不予深入讨论。而关于四裔之地前文已有论述,而这里的魑魅也就是鬼物,也就是说,或许在某一时段人们确实相信方外四裔生活着魑魅、鬼物,可能会对中原地区的人们带来某种威胁。4另外,《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回答楚庄王“问鼎”时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杜预正义云“百物”也就是“鬼神百物”。5到李贤为《后汉书》作注提到这段话的时候将其转译为“夏禹之时,令远方图画山川奇异之物,使九州之牧贡金铸鼎以象之,令人知鬼神百物之形状而备之,故人入山林川泽,魑魅罔两莫能逢之。”6则知所谓魑魅,其实也就是鬼物,而这种观念对古人的思想中也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此外,《史记正义》引裴矩《西域记》描述当时人们对西北沙漠、戈壁地区印象的时候也提到了魑魅:“以其地道路恶,人畜即不约行,曾有人于碛内时闻人唤声,不见形,亦有歌哭声,数失人,瞬息之间不知所在,由此数有死亡。盖魑魅魍魉也。”7知南北朝隋唐时代人们对“方外”的想象中仍有“鬼物”活动。至于《大唐西域记》“侈陈灵异”(四库提要语),乃至明清之后盛行于民间的《西游记》多神魔鬼怪,大抵都可视为这种“方外”意识的流变。
    再者,《楚辞·招魂》有对四方恶劣环境的描述,也提到四方多有鬼怪,例如说东方有“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南方有“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西方有千里流沙,而且有“赤蚁若象,玄蜂若壶”;北方有“增冰峨峨,飞雪千里”,另外天上、地下也都有各种鬼怪。8《招魂》的本意是告知亡魂不要远走,而应该返回故居,并以“高堂邃宇”、“层台累榭”,以及“二八侍宿”、“九侯淑女”等相诱惑。这一仪式大概与《礼记》中记载的“复礼”有关,即在人死之后不久进行某些仪式请求人的魂魄归来,例如《礼记·礼运》说“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皋!某复’。”9宋玉的《招魂》大概与“皋!某复”的用意相同,只是描述多有夸张的成分,而这背后包含着人们对远方的恐惧情绪,则是应当引起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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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相关研究参见王子今《史记的文化发掘》第六章“鬼神的世界”,见王子今:《史记的文化发掘》,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45页。
    2有关《山海经》神话的传播可参见顾颉刚:《<山海经>中的昆仑区》,《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1期;以及《<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另见汤惠生:《神话中之昆仑山考述——昆仑山神话与萨满教宇宙观》,《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