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鬼方”到“降奴”——方外意识的转变
    从整体上来看,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对于“方外”保持着相当遥远的心理距离,并将其视为鬼魅物怪的居住地;尤其是对中原政权构成挑战的西、北地域,丑化多于理性认知。这种社会意识形成于十分久远的历史时期,并一直存留在人们心底深处,时时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认识的提升和交流的增多,人们的意识也在发生改变,尤其是上层统治阶级和知识阶层,出于政治的需要开始更多理性地思考处理“方外”问题。汉代自文帝开始,试图将“德”散布到“方外”地区,例如汉文帝在与匈奴和亲的诏书中说:
    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吾内志,以重吾不德也。5
    在这段诏书中3次提到了“德”的问题,可见文帝的个人追求以及这一时代的政治风气,而所谓“远德”指的是将汉朝的“德”流布到边远之地,以感化那里的人们。虽然诏书中体现的文帝的“远德”追求只是为了粉饰被迫和亲的无奈之举,但这种理念却逐渐为后来者继承。至武帝时代,在国家实力增强的背景之下,人们对于“远德方外”的追求更为强烈,汉武帝在即位之后的第一次贤良对策中就向董仲舒提出了如何将“德”传播于“四海”和“方外”的问题: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屮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宓方外,延及群生?6
    是知与文帝类似,汉武帝的行政的“大政方针”也在于“德润四海”、使汉的德泽“施宓方外”。而针对汉武帝的提问,董仲舒给出了“更化”的对策,认为遵循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就可以做到“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了。董仲舒强调统治者首先要做到自身“德”的强大,然后以之感化民众和“方外”,应当说这一思想符合儒家的一贯追求。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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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萧登福:《先秦两汉冥界及神仙思想探源》,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第21—22页。
    2九原郡为赵国人所设置之材料见于《水经注》卷3,《河水》引《竹书纪年》“魏襄王十七年,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貉服矣”,也就是说早在秦人占领以前此地就被赵人称为“九原”。然《左传》中的“九原”原就在赵地,赵人恐怕是以旧地名称呼新地。相关研究可参见史念海:《论秦九原郡始置的年代》,《河山集》(第7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6—384页;陈仓:《战国九原郡补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辑;另参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文史》,2006年1期。
    3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载:“五原郡,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19页)。
    4汪兴祖:《楚辞补注》,第93页。
    5司马迁:《史记》卷10,《文帝本纪》,第431页。
    6班固:《汉书》卷56,《董仲舒传》,第2497页。有关董仲舒对策的年代可参见岳庆平:《董仲舒对策年代辨》,《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7有学者指出,董仲舒的社会政治思想里吸收与发挥了黄老的“刑德”思想,主张两手并用,而已仁义教化为根本,见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99页;另见李玉洁:《董仲舒的德治思想》,《孔子研究》,2002年3期。
    另外,董仲舒还主张“王者爱及四夷”,其实也是以“德”感化四夷的一种具体体现。1虽然汉武帝之后的对外政策,尤其是针对匈奴的政策并没有采用董仲舒的对策,但董仲舒思想却不乏追求者。盐铁会议中“文学”说:“春秋‘王者无敌。’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宾服,莫敢交也。德行延及方外,舟车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泽。蛮、貊异国,重译自至。”2这种思想强调有德就可以感化蛮夷之国,应当就是董仲舒思想的延续。
    另外,淮南王刘安也曾给武帝上书,对当时武帝经营南越的问题提出意见,其中也涉及了当时知识阶层对方外问题的看法。例如淮南王说:“越,方外之地,劗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故古者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又说:
    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八蔬为囿,江海为池,生民之属皆为臣妾。人徒之众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税之收足以给乘舆之御。玩心神明,秉执圣道,负黼依,冯玉几,南面而听断,号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向应。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乐业,则泽被万世,传之子孙,施之无穷。天下之安犹泰山而四维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为一日之闲,而烦汗马之劳乎!《诗》云“王犹允塞,徐方既来”,言王道甚大,而远方怀之也。3
    刘安提到的“四海”、“九州”、“八蔬”、“江海”等都可以理解为方内,而南越则是所谓的“方外之地”,有关汉武帝时代早期人们心目中的方内和方外的地理位置,在这则上书中有着极好的说明。另外,刘安也强调对于方外之地应当采取“怀”的措施,也就是以德感化,这与董仲舒的思想极为类似。
    然而,与要求以“德”感化“方外”不同的是,武帝时期的群臣要求“填抚方外”、“并方外”、“拒敌方外”的思想也十分强烈,也就是以武力对抗来自周边族群的挑战,而且整个汉武帝时代的“对外政策”也可以说是沿着这一思路在推进。武帝的“对外政策”,尤其是针对匈奴的军事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防御为主,是受到普遍肯定的,争议比较大的是武帝后期在西域和匈奴地区的军事活动。陈苏镇曾考察武帝后期对西域的政策,认为武帝的主要军事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达到“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政治效果,将汉朝拨乱反正的事业推向极盛之顶点。而要达到这一效果,就要实现对西域地区的控制,而要保证对西域各国的控制,保持西域道路的持久畅通,只有彻底征服匈奴一个办法,所以太初至政和年间对匈奴的用兵就是出于这一目的而发动的。4这一看法是深为本文认同的。
    然而随着商丘成、马通无功而返,李广利投降匈奴,武帝的这一战略目的并没有实现,而巫蛊之乱的严重后果也迫使武帝对以往的政策作出调整。但是此后由于匈奴内部的分裂及其他原因,汉对匈奴的实力对比逐渐发生转变,当然这一改变也影响着社会意识的变迁。在这一背景影响之下,王莽时代对于“方外”的思想更倾向于征服和吞灭,试图把周边不服从的地区全部纳入中央政府的实际统治范围。其中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王莽曾派遣五威将出巡四方:
    五威将乘乾文车,驾坤六马,背负鷩鸟之毛,服饰甚伟。每一将各置左右前后中帅,凡五帅。衣冠车服驾马,各如其方面色数。将持节,称太一之使;帅持幢,称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馀;南出者,隃徼外,历益州,贬句町王为侯;西出者,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单于印,改汉印文,去“玺”曰“章”。 5
    王莽所谓的“四表”可以理解为当时能够抵达的四方的极致,包括了西汉及以前人们认知的“方外”,例如匈奴以及玄菟、乐浪、高句骊等。“化四表”或者说“光被四表”,是传说中三皇、帝尧、舜时代的丰功伟绩,王莽此举恐怕也有模仿上古帝王的含义在。但王莽的使者把方外地区的王改为侯,把玺改为章,显然有把这些地区真正纳入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的含义,比上古帝王应该是更加向前了一步,向着真正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目标前进了。
    始建国前四年可以说是王莽事业达到顶峰的时期,班固评价他“志方盛,以为四夷不足吞灭”,是对王莽此时心态的极好描述。然此后不久,王莽对匈奴的政策遭受抵制,双方矛盾日益激化。而王莽似乎下定了决心以军事行动彻底解决匈奴问题,于始建国二年(10年)十二月,“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奴服于”,随后开始对匈奴的军事征伐活动,并发布诏书说:“降奴服于知,威侮五行,背畔四条,侵犯西域,延及边垂,为元元害,罪当夷灭。”6是知王莽的战略目标是“夷灭”匈奴。而把匈奴改为“降奴”,可以看作是王莽大规模更改变地名的一个典型的例证,这一改变的思想背景应当是当时颇为盛行的压胜巫术,与之类似的还有改高句骊为“下句骊”等。而与更改其他地名不同的是,王莽最终目的是要将这匈奴和高句骊纳入自己帝国的版图之中。他所期待自己统治的“天下”包含了前代认知的“方外”地区,并不承认自己建立的帝国里还有不服从统治的地区。
    实际上,自昭君出塞起,汉与匈奴有60多年的和平时期,史载“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7而随着交往的增加,西汉中后期的人们已经很少把“方外”当成是鬼物居住的地方,人们对当地的人群和政权都有了更多的了解,至元帝时期汉民中甚至出现了“匈奴中乐”的想法,汉人“越塞”进入匈奴地区生活可能已经比较普遍,所以王莽“四条”中第一条就是“中国人亡入匈奴者..皆不得受。”而汉人和匈奴人的结亲生子也是值得留意的现象。8再加上匈奴实力已不如先前强大,在这种情形之下,像王莽这样的帝王准备彻底消泯“方内”与“方外”的界限,真正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理想,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王莽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随之引起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但作为中原地区的最高统治者,王莽试图消泯“方内”、“方外”的界限,并构建和平统一帝国的愿望和追求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