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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学观念转变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大钊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早在1923年 的《史学概论》和1924年的《史学要论》中，李大钊对历史与社会的关系就有清晰的认 识了。在《史学概论》中，他说：“人类的社会，按时间的，纵起来看是历史；按平面 的，空间的，横起来看是社会。他（指马克思）又说历史是‘社会的变革’。不但过去的 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即是现在、将来，社会无一时不在变革中。”[8]在《史学要论》 中李大钊说得更清楚了，他说：“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因为人类的 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换一句话，亦可以说历 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 便是社会。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同其实质，只是观察的方面不同罢了。”“历史就 是社会的变动。以经济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变革的，为历史学。”[9]关于史学观念的 这一转变过程，从李大钊短暂的一生中也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来。《李大钊全集》留下了 他一生奋斗的足迹，真实地反映了他作为一位革命家和思想家的心路历程，反映了一位 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观。李大钊在1909年9月到1914年11月的第1卷著作中，主 要有《<法学通论>批语》、《刑法讲义》、《<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一院制与二 院制》、《法律颁行程序与元首》、《欧洲各国选举制考》等著作，反映了李大钊通过 对法的研究，寄希望于法治、通过改良道路来拯救国家，虽然还没有推翻北洋军阀政府 的革命思想，但已感到“中土不造，民德沦丧，天理人纪，荡然无存，愤世者已极厌世 之怀，当代作者，其有大声疾呼，以唤醒众生于罪恶迷梦之中者乎？宜知所慎择，勿蹈 俄人之覆辙，度人度世，其在兹矣。”[10]政府腐败、国家危机，令人痛心疾首，并大 失所望。他同情下层百姓的不幸，开始研究国情，并写有《政治对抗力之养成》、《国 情》等文章。从1915年4月到1917年10月的第2卷著作中，有《中国国际法论》、《欧洲 战事谈》、《宪法与思想自由》、《威尔逊与和平》、《极东门罗主义》、《俄国革命 之远因近因》、《俄国大革命之影响》、《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等，一是判断 国际形势和中国所处的真实地位；二是研究我国应取的对策。同时，还写有《青春》、 《奋斗之青年》、《青年与老人》、《自由与胜利》等文章，以唤起民众，寻找新的救 国道路。在1918年1月到1921年12月的第3卷中，主要有《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 的胜利》、《新世元》、《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我的马克思主 义观》、《阶级竞争与互助》、《再论问题与主义》、《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社会主义下之实业》等，开始欢呼俄 国社会主义的胜利，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用以指导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并开始创建中国 共产党和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切实开始了他崭新地改造社会的实践。在1922 年1月到1927年4月的第4卷中，有《工人国际运动略史》、《劳动问题的祸源》、《社 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以及《今与古》、《史学与哲学》、《史学概论》、《史观》、《史学要论》等一系列研究史学理论的著作。一方面，这说明李大钊在进行共产主义运动以改造现实社会；另方面，说明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武器分析历史，并寻找在中国进行这种社会改造和革命的理论依据以及为此而进行的宣传与鼓动。李大钊这近20年的经历典型地说明了社会问题和社会改造问题怎样逐步成为人们思考的中心，并日益成为人们所普遍关注的首要问题。这既是李大钊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同时又是他从中国的现实实践中长期摸索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