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些进步学者开始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 实问题，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产生。在这个过程中，李大钊的贡献是很大的。19 23年和1924年分别问世的《史学概论》和《史学要论》是他的代表作。在《史学概论》 中，他明确指出，史学：一在求出历史的真相；二要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对历史进行 解释。可以视为其《史学要论》的雏形。在《史学要论》中共有六个部分，对历史、史 学、历史观及其相互关系都有阐述，对历史常写常新的思想、活的历史与历史记录、实 在的事实与历史的事实、历史记述与历史理论、史学及其对于现实人生态度的影响等重 大理论问题都有较为详细的论列。尤其是他对历史是什么的全新的理解，带有革命的意 义。他明确指出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社会的变革”。人类生活纵着看是历 史，横着看便是社会。这种全新的历史观念，开社会历史研究之先河，于史学有除旧布 新之功。此后，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一度掀起热潮。20年代出版的有关著作多达20种以 上，其中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较大的有蔡和森《社会进化史》、瞿秋白《社会科 学概论》、李达《现代社会学》，这是第一批有关社会发展史的科学著作，它们确认了 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并据此说明了人类 社会史前期的一般状况，即家族、氏族、私有财产和国家的产生及其原因，分析了阶级 社会的三种剥削形态，还论述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必然崩溃而 为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的总趋势。与此同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运用唯物史观来 研究具体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比如，1920年李大钊的《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 反映》，运用唯物史观较早地对中国古代史进行了研究，而他的《五一运动史》也是较 早研究国际工人运动史的代表作。1926年，蔡和森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所做的题为《中国 共产党史的发展》演讲提纲，可以说是最早的中共党史的作品。此外，陈独秀、李大钊 等人还对东西文化进行了一些比较研究。瞿秋白、恽代英等人对中国革命史、国际共运 史的若干研究，都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践的尝试。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向何处去”再一次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所关心的 首要问题，如何证明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进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时摆在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面前的首要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有两个途径：一是由革命者把它同 中国革命的现实实践结合起来，以实践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步一步地变成现 实；二是把它同中国历史的实际结合起来，用历史事实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完全适合中国 国情，并能指导中国的革命。前者是各地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后者则是马克思主义史 学家的光荣任务。两者殊途同归，都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以取得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胜利，建设社会主义并最终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努力奋斗。以郭沫若、范文澜、吕 振羽、翦伯赞、侯外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正是走的后一条路，以马克思主义唯 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来探索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1930年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这部著作以唯 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和甲骨文、金文资料的整理，以恩格斯的《家 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向导”，结合中国的传统考证方法，详细地分析了中国 古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及其意识形态，从而确认中国古代社会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 历史一样，也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几个发展阶段，批判了当时理论界所谓马克思主义 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论调[11]。郭沫若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见解，在整个理论界和学术界 引起巨大的反响，直接推动了有关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全面展开。这场论战是中国社会性 质论战的延续和发展，因为要认清现阶段社会的性质，必然要追溯到它的过去，认清中 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这样就导致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论战的焦点是当 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战的结果 ，更多的人接受了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这对国共合作失败后， 革命者正确认识中国革命形势、性质，明确革命对象、任务、动力、前途等基本问题都 起了重要的作用。1932-1933年期间，又开展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论战的问 题主要有三：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的焦点是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是 否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二是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社会？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及其发生 、发展和没落的过程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否与人类一般的历史发展规律 基本相同，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认为，马克 思的生产方式演进的几个阶段，“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很正确的存在着的”，西周以前 为原始公社社会，西周是奴隶制时代，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进入了封建时代。吕振 羽继郭沫若之后于1934年和1936年分别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和《殷周时代的中国 社会》两部著作，认为夏以前是原始社会，殷代是奴隶社会，秦以后发展成为专制主义 社会。这些学术观点的提出，对于有关中国历史科学认识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很大的贡 献。1934-1935年，还开展了中国农村经济性质的论战。这是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 史论战的继续，并有力地配合了以上两大论战，人们习惯上并称为三次社会大论战。通 过三大论战，如何认识人类社会史的问题，成了此期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此后，都把 研究的重点深入到社会经济结构之领域，于1932年创刊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 和1934年创刊的《食货》半月刊，即是这种转向的明证。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研究中国历史之深入发展的表现。与此同时，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影响和带动下，一 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涉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如华岗于1931年著有《1925-192 7中国大革命史》，李鼎声于1933年著有《中国近代史》，何干之于1936年著有《中国 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批判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者所谓“中国目前是资本主义社 会”、“帝国主义绝对破坏封建势力”等论点，较为系统地论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 社会经济、政治所发生的重要变化，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和中国人民革命斗 争的历史经验，论述了近代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戊戌变法以后的历次 政治运动；尤其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社会基础、主要任务及其失败的主要原因。这 对党的“六大”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确认，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的 基本观点的确立，都是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