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在战争的岁月里，史学家们面对 着民族的生死存亡和反动政权的残酷统治，以严肃的科学态度总结祖国的历史，发掘祖 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显示了中华民族对历史前途的信心，鼓舞了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 一代反对内外反动派的斗志。从科学水平来看，一般地说，这个阶段（1937-1949）的史 学比以前要成熟很多。进步的史学家们既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详细地占有必要 的材料，从而得出了独立的见解，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创立了优良的学风。在 这些艰难的岁月里，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富有成果的。（一）在历史哲学领域，有1938年出 版的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作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的具体实际，论 证了“历史发展的全法则性”、“历史的关联性”、“历史的实践性”、“历史的适用 性”等问题，深刻地抨击了资产阶级的历史观，并且在此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 的最终目标，即“把历史还原到它自己所具有的社会性、战斗性、实践性、生动性和关 联性，把历史科学从那些所谓饱学奴才之污秽的手中夺回来，使之成为一切被压迫人类 革命斗争之最高的指导原理”[12]。作为社会史论战的理论总结，翦伯赞对历史认识的 一般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既指出了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和合法则性，批判了中国“ 国情特殊论”，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适合中国；又指出要重视中国的历史事实，从具 体的历史实际出发以克服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错误。（二）在通史和社会史领域，有19 39年周谷城《中国通史》、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1年吕振羽《简明中 国通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1943年和1946年先后出版的翦伯赞《中国史 纲》第一卷和第二卷、吴泽《中国历史简编》等；1937年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 战》、《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李达《社会学大纲》，1942年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 问题》、1943年《中国古代社会史论》，1940年和1942年先后出版的邓初民《社会史简 明教程》（后称《社会进化史纲》）和《中国社会史教程》。值得指出的是，凝结着马克 思主义史学家集体智慧的毛泽东史学思想是此期的重要成果和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如何研究中共 党史》等著作，明确地把掌握一定的历史知识作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认为历史科学的发展方向应当是自觉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并系统阐述了马克思 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一般原理，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提倡了实事求是、历史主义 、阶级观点和“一分为二”等对社会科学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方法。它在历史理论方面 通过对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史，特别是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史的规律性探讨，得出了 一系列带有权威性的历史观点，这些以实践性为特征的史学思想，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 史学的指导思想。而通史著作则把中国历史视为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 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不断演进的自然发展过程，在内容上已经囊括了整个社会的基本构成 ，奠定了以后通史以经济为骨骼，以政治为血肉，以思想文化为灵魂的基本格局。在编 纂形式上采用新的章节体通史，纵向上既体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横向上又反映了社会 生活的各个层面。（三）在思想史方面，有1937年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1944年侯 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5年郭沫若《青铜时代》 、《十批判书》，1946年胡绳《理性与自由》，1947年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第一卷， 杜国庠《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先秦诸子批判》出版。他们从具体的历史实际出发， 逐一论述诸子思想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阶级属性及其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根据对 立统一的观点，来解释诸子思想的承继递嬗关系；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以人民为本 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给予诸子思想和整个中国思想史以总的评价。（四）在中国近代 史领域，1946年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出版，该书抓住帝国主义、清朝统治者和广 大人民群众三种阶级力量和政治势力，论述他们各自的动态及其相互关系，从而展现了 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之间的各种斗争场面。1948年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出版 ，该书以中国近代政治史和革命史为研究对象，深刻地说明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清朝统治者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外来侵略者的不同态度，和资产阶级维新运动、革命运动 的历史经验，论证了无产阶级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五）对重大历史问题 和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首先，有关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问题，当时特别引人注 目。针对日本反动文人秋泽修二的挑战，吕振羽等人就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 的观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确认中国封建社会并非长期停滞不前，只是发展迟缓而已，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批判了秋泽修二旨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张目的反 动理论。其次，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研究愈来愈受到重 视。1944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根据具体历史实际来揭示明朝覆亡的原因 和大顺政权失败的教训，以史为镜，提醒党和人民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该文受 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曾被作为党的整风文件。第三，为了反对当时蒋介石及其御用 文人“尊孔读经”的复古主义叫嚣，同时也批判革命队伍内部的教条主义习气，学术界 的进步学者又提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民族化”的口号。史学工作者运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总结中国的历史遗产，使马克思主义带上中国作风。第四，马克思主 义史学工作者围绕着关心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课题，通过中国近代史和革命史的研究 ，批判了“新改良主义”的道路，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真实面目。抗日战争胜利 后，蒋介石反动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顽固推行了卖国、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政策 。在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 治》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回答了革命与改良两种道路所带给中国的不同命运。“说明只 有彻底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地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 中国反动阶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13]。 第五，加强了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在两种命运决战、各族人民企盼新中国诞生的日子 里，吕振羽出版了《中国民族简史》一书，批判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散布的法 西斯的反动观点，而且为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民族史，开辟了一条新路。第六 ，对白区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阐发。在反妥协、反投降、反独裁、反内战爱国民主运动中 ，吴晗出版了《历史的镜子》、《朱元璋传》等论著，借古讽今，对独裁政权进行了无 情的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