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重要的是犹太会堂的本质是指由教徒自行组成的会集，即一个小型的犹太共同体。犹太会堂一词在希伯来语中的含义是指"会集之所"，但语义重点是指会集的"人"，而不是指会集的"地方"。这也表明其强调的是组成会堂的人而不是构成会堂的建筑和所在的地方。根据犹太教后来的规定，组成一个犹太会堂的唯一规定是必须有十名年龄超过13岁的男子。"满十人"便可的实质表明犹太会堂既不需要有固定的地点，也不需要有固定的建筑，连固定的神职人员也是可有可无。以这样一种宗教场所为特征的犹太教便彻底摆脱了地域、地理或环境的限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便携式"宗教。犹太史学家戴蒙特指出："通过犹太会堂和祈祷，犹太民族不再与任何特殊形式的祭词、圣殿和国家捆绑在一起了。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店设厂并与上帝直接交流，无需通过任何中介。原先是僵化刻板的犹太人的宗教现在变成了一种可出口的商品，即具有伸缩性又是无形的。确保了处于囚居状态或流散状态犹太人的生存。"至于犹太会堂在其他两大一神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出现后又成为基督教教堂和伊斯兰教清真寺效仿的范型，那是后话。正因为犹太会堂的这一独特之处，即使在巴比伦囚虏生活结束，犹太人获准返回家园，圣殿得到重建后，巴比伦犹太人的这一创新之举也没有被抛弃，而是由于它所具有的革命性思想，越来越成为时尚，并最终成为犹太民族的传统。而这一传统的意义在第二圣殿被毁后显得格外明显重要。再次遭到流放的犹太人因有了一个可随身携带的"圣殿"可以不再受国家和地域的限制了。四海漂泊的犹太民族因此有了一个具有巨大凝聚力、确保民族宗教信仰、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手段了。
    众所周知，犹太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最伟大贡献之一是向世人提供了一部举世无双的经典之作--《圣经》。然而《圣经》的出现却与巴比伦囚虏事件密不可分。《圣经》作为人类历史最伟大的一部书籍并不是突然间出现的。犹太民族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拥有《圣经》的，正如《圣经》学家加贝尔指出："希伯来人在其大半历史生活中也没有圣经。那个被尊为祖先的亚伯拉罕没有圣经，他们的领袖摩西没有圣经，伟大国王大卫和所罗门也没有圣经。"（注：加贝尔等：《圣经中的犹太行迹》，梁工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67页。）《圣经》（这里指的是《希伯来圣经》，即通常所说的《旧约圣经》）从编纂到最终确定为正典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圣经》编纂史的研究告诉人们，《希伯来圣经》的正典部分--《托拉》（即通常所说的《摩西五经》，）的最初编纂始于犹太人囚居巴比伦期间。尽管历史学家对于犹太正典是否会在没有出现巴比伦囚虏事件的情况下编纂出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若没有出现巴比伦囚虏事件，犹太民族至少不大可能在公元前6世纪就倾力编纂犹太正典，《圣经》正典的内容也绝不会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模样。当犹太人在允许返乡和重建圣殿后终于编订完成了《托拉》（完成年代约为公元前5世纪），制定出教规教仪，进行了以以斯拉为首的宗教改革，用律法重新整顿社会生活，维护犹太民族的纯洁时，这标志着代表犹太信仰的最高形式--犹太教的最终形成，犹太民族终于有了一个连结所有犹太人的最有效的精神纽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巴比伦囚虏事件对于犹太教正典的出现是至关重要的。加贝尔在评论巴比伦囚虏事件对犹太《圣经》正典编纂一事影响时，发表了这样一段感慨："犹太人只是在感到其信仰濒临全面覆亡的绝境时，才不得不编纂正典，为其传统信念找出永存的形式。这一抢救和重修古籍的行动是民族危机的直接反响。其成果--部经典--最终成为一座壮丽的纪念碑，它的影响甚至远远超过所罗门圣殿。"（注：加贝尔等：《圣经中的犹太行迹》，梁工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67页。）
    综上所述，巴比伦囚虏事件对于犹太民族凝聚力的孕育是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埃班在评论巴比伦犹太人聚集民族精神和创建犹太民族凝聚力时所说的话才愈显意味深长：散居异乡仍能忠于自己民族的这种非凡力量是犹太民族所独具的。这正是犹太民族无与伦比之处。他们生活在巴比伦，自然要适应那里的环境……那种有可能导致这个民族灭亡的环境在当时却变成了对他们的一种考验。通过考验，这个民族精神振奋，焕然一新。在巴比伦流亡地，以色列，或者更确切地说，现在的犹太民族，就已经有了代表自己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犹太教"。（注：阿巴·埃班：《犹太史》，第61页。）
    复国主义思潮的最初产生
    20世纪40年代犹太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事件莫过于现代以色列国的建立。犹太民族在被逐出家园近2千年后终于又在其祖先"牧过羊、立过国"的故乡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家园。人们常常对此困惑不解。一个早在1800年前就被从自己的家园逐出、散居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民族为何会对巴勒斯坦这块在当时几乎是不毛之地的地方如此钟情？为何一定要在这里重建犹太人的国家？这对世界非犹太人来说似乎确实是一个难解之谜，可是对犹太民族而言这却是一个世世代代希望实现的愿望。而这个成为犹太民族世世代代愿望的产生也是与巴比伦囚虏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巴比伦囚虏事件在犹太民族心灵上造成的最深远影响莫过于犹太人对故土、对圣殿、对耶路撒冷不尽思念之情的培育。失去了国家，失去了圣殿，而且被迫离开上帝允诺的"应许之地"的犹太人由于身居异乡巴比伦，一刻没有忘记自己的故国，没有忘记自己的家园，没有忘记他们为自己所独钟的上帝建造了圣殿的耶路撒冷。《圣经·诗篇》第137篇对沦为巴比伦囚虏犹太人思念故国的内心世界作了最为淋漓尽致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