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民族生活空间的扩大
    巴比伦囚虏事件使犹太民族看到和了解到了一个更大、更为繁荣的新世界，这不仅开阔了犹太人的眼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扩大了犹太民族的生活空间。历史上，巴比伦城一向是古代中东地区一个最为繁荣的城池，是西亚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了新巴比伦帝国时代，巴比伦城市的规模更是无与伦比。"全城面积达41平方公里，有外城墙、护城壕、内城墙三重环绕，主城墙厚7.8米，墙上的大道可容四马所拉的战车转身。"（注：朱寰：《世界上古中世纪史》，北京定型出版社，1990年，第46页。）巴比伦还是一个宗教中心，建在巴比伦城中心的马尔杜克神庙有高达91米的七层塔楼。为了慰藉米底籍王后思念故乡的心情，在王宫旁筑起的"空中花园"被喻为世界古代七大奇迹之一，足见其规模和豪华。由于铁器的广泛应用，手工业和商业繁荣起来。"富庶、壮观的巴比伦城吸引亚非各地的商人远道而来，巴比伦成为世界著名的商业中心。"（注：朱寰：《世界上古中世纪史》，北京定型出版社，1990年，第38页。）此外，巴比伦的文化事业也空前发达繁荣，例如，巴比伦的图书馆有藏书数十万册。被掳至巴比伦的犹太人如同从边远乡村来到大都市的人，对看到的一切不能不感到兴奋和向往。生活的机会一下子增加了许多。在巴比伦人的影响下，生活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不再囿于传统的职业，也开始从事经商的行当，许多人因此变得富有起来。在巴比伦人的影响下，犹太人开始在商业领域大显身手，并开始了国际贸易。在巴比伦经商的经历对于犹太人的中世纪成为一个经验老到的经商民族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农牧业到商业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巴比伦当时的先进文化也深深地影响着犹太人。
    巴比伦囚虏事件还是犹太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大流散历史的开端。自公元前13世纪犹太人在上帝的"应许之地"--以色列地定居、立国以来，首次出现了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数开始超过以色列地犹太人的现象。而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今天仍然如此。大批犹太人在自己家园以外的地方生活无疑使犹太民族的生活空间得到扩大。如前所说，巴比伦的大规模经商活动和经商路线使得一部分经商犹太人的足迹遍及巴比伦帝国每一个角落以及经商势力所及的范围。这在以前是闻所未闻的。50年后，当波斯帝国击败新巴比伦，允许犹太人返乡重建犹太圣殿时，并非所有犹太人都返回自己的家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从犹太人被掳至巴比伦到波斯王允许其返乡，50年已经过去了，不少人已习惯于巴比伦的生活，在巴比伦出生和成长的新一代对故乡不了解，回归的愿望自然也不那么迫切。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巴比伦生活远比耶路撒冷生活优越，人们十分清楚允许他们返回的地方"再也没有吃不完的蜜，喝不完的奶了；相反，这里成了一个'吞噬它的居民的地方'，"（注：阿巴·埃班：《犹太史》，第67页。）是一个遭到彻底破坏的废墟。因此，只有一小部分信仰坚定的被俘犹太人返回，大多数犹太人仍选择留居巴比伦，成为第一批自愿留居海外的散居者。史称"巴比伦犹太社团"的历史从此开始。犹太历史告诉我们巴比伦犹太社团的存在对于犹太民族而言十分重要。当作为犹太文化、精神的巴勒斯坦在罗马人的打击和迫害下于公元3世纪左右衰落以后，巴比伦犹太社区便成为犹太民族的文化、精神中心。犹太人在那里发展了一种以《托拉》为核心的文化宗教生活，编纂并完成了《巴比伦塔木德》这部被称为犹太教第二经典的著作。它是对犹太生活的权威性注释，规范了随后近1500年犹太民族的生活。从6世纪到11世纪，巴比伦犹太社团继续得到发展，苏拉和篷贝迪塔两个犹太神学院的院长被公认为整个犹太世界最有权威的宗教领袖。此外，巴比伦犹太人在波斯人统治期间不断迁徙，像亚马他、尼浦尔、书珊等当时波斯帝国的大城市都开始出现了犹太人的身影，犹太人的活动空间进一步扩大。犹太民族的历史证明"散居给犹太人提供了更多的自身发展机会。"（注：加贝尔等：《圣经中的犹太行迹》，第157页。）
    最为重要的是，留下不归的巴比伦犹太人并非是对复国一事漠不关心，对返回的同胞麻木不仁，相反，他们与回归的同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和对复国活动的支持和对归国同胞的关心--捐钱捐物。这一起源于巴比伦犹太人的做法后来竟成为散居犹太人的一种传统，千百年来不变。《圣经》中也这样号召说："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蓄帮助他们，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甘心献上礼物。"（《以斯拉记》，第1章4节）如果对照一下20世纪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现代以色列国的发展历史，人们会惊奇的发现犹太人对复国回归的态度与巴比伦犹太人对复国回归的态度如出一辙。回到巴勒斯坦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仍生活在散居地，但几乎人人都出钱捐物帮助国家的建设和资助回国同胞的生活。事实表明，散居犹太人对回归犹太人的资助至关重要，它不仅是确保现代以色列国得以建立的一项重要保证，更是重建后的以色列在周围阿拉伯人不断进攻下得以存在的一个关键因素。巴比伦囚虏事件的影响又可略见一斑。
    由于波斯帝国的突然兴起和在战场上的迅速胜利，以及波斯大帝居鲁士对犹太人的怀柔，允许犹太人重返故土，重建圣殿，犹太人沦为巴比伦囚虏的时期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于公元前538年宣告结束。然而，巴比伦囚虏事件的影响和意义却没有因此结束。若是考虑到犹太民族的大流散经历还在后头，从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后的流散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时间也更长，巴比伦囚虏事件不吝可以看成是犹太民族流散史上的一次精采绝妙演习，使得犹太人有了一种无坚不摧、随时随地可以对付犹太的敌人采用逼迫犹太民族流亡散居办法消灭犹太民族罪恶计俩的武器。犹太民族的不灭之迹、不朽之谜的种子在巴比伦已经种下。
    从上述不难看出，巴比伦囚虏事件不仅成功地使犹太民族保留了原有的民族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扬光大，而且由于与巴比伦先进文化的接触及对本民族历史使命的反思，犹太神学观念有了进一步的深化。被掳时期也因此成为犹太教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
    人们在论述犹太文化的特征时常常提及善于从历史经历，特别是痛苦的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将其转化成一种积极的遗产是犹太文化的一大特征。犹太人沦为"巴比伦囚虏"的事件无疑是说明这一特征的一个极好实例。由这一历史事件而形成的遗产不仅为在大流散时期的犹太民族提供了积极有用的维护民族特征的成功经验，而且为失国流亡的犹太人与以色列故土之间建立了起了永恒的联系和为他们有朝一日复国重返奠定了不可动摇的思想基础。犹太民族对磨难的积极态度莫过于对反犹主义作出的反应。两千年来，面对延绵不断的反犹主义迫害，犹太信仰、犹太传统、犹太信念、犹太文化、犹太团结不仅没有损毁，反而由于疯狂的反抗主义压迫的反作用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得到进一步保存，得到进一步弘扬，得到进一步光大，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一弘扬精神的结果使犹太民族从一个地区性民族发展成一个世界性的民族，犹太文化从一个地区性文化、单一民族的文化成为影响西方文明的一个源头和世界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巴比伦囚虏事件的历史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会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