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核心是乐观自豪的国家感。这种思想意识是澳大利亚民族成熟的明显标志之一，反映出澳大利亚人对不同于母国但又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的追求和向往，体现出"一个渴望离开家的孩子"的心理（注： K. 希利：《走向共和国？》（K.Healay,TowardaRepublic?）第13卷，悉尼1993年版，第21页。）。在19世纪50 年代初，"澳大利亚民主之父"、新南威尔士政治家W.C.温特沃斯预言：澳大利亚进入了"一个一定会在短短数年之内促使我们从殖民地过渡到一个国家的时代"（注：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29页。）。澳大利亚共和主义之父、 新南威尔士政治家兰格进一步指出，未来的澳大利亚是一个统一、自由和平等的共和国。人们都憧憬着澳洲大陆将出现一个没有丑恶和暴政的伟大理想社会，"在这个国家里，每个公民各尽其职，同时，因人们的自我防范，伤害也不复存在"（注：M.麦克肯纳：《迷人的共和国》，第121页。）。 早期移民眼里"受神诅咒"的"极端荒芜的土地"，已在新一代澳大利亚人眼中成为生机盎然的乐土。虽然，他们对母国仍怀有崇敬心理，"澳大利亚人是英国臣民"的意识依然存在，但对英国视他们为"二等臣民"的歧视态度则持强烈的不满情绪，并为此忿忿不平。英国认为在澳洲培养不出主教、教授和法官，甚至连这里的商品也被打上了蹩脚货的烙印。"殖民地的果酒是酸的，殖民地的啤酒是搀水的，殖民地的乳酪是腐臭的，殖民地的蜜饯果子是稀烂的"。对此，澳大利亚社会的反应是："谬论将被推翻，对本国力量的诬蔑将被揭穿。"（注：M.克拉克：《澳大利亚简史》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03-304页。）可见，他们是本着新的国家观念去反驳来自母国的歧视言论，在观念上，澳大利亚与英国已分为两个民族国家。
    乐观自豪的国家感是19世纪末澳大利亚联邦运动和20世纪民族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和驱动力。它对理想国家的憧憬成为澳大利亚人奋斗的目标。1883年4月，一位澳洲政界要员声称："在一个国家的基础上， 而不是帝国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不与英帝国保持联系的联邦制澳大利亚。"（注：L. 特伊诺：《英帝国主义与澳大利亚民族主义》（L. Trainor,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nNationalism）， 剑桥1994年版，第12-13页。）这种国家感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与英国理性主义结合的产物。就广义而言，理性主义是新兴阶级的哲学，反对把一切既定制度看作是永恒不变的，强调世界并不完善，要使世界具有与理性相一致的内容和特点，就必须改变这一世界。而英国理性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致力于揭示那些把人束缚于自己所处环境的各种关系，并表现为经验论和感觉论（注：参见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317页。）。19世纪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的国家感奠基于澳大利亚的社会结构、发展趋势以及不愿"牺牲地方主权而去服从一个由联合王国支配的、遥远的中央政府"（注：L.特伊诺：《英帝国主义与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第16页。）的社会共识，认为"澳大利亚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生产者国家"，因而对未来充满了向往。这种向往不是虚幻的，它的根据是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现实，是以经济的平等和社会的平等为内容的。
    澳大利亚人的经验论和感觉论简而言之就是："只要澳大利亚不受到旧大陆的坏影响，它就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注：W.汉考克：《帝国的争论》（W.Hancock,Argument of Empire），伦敦1943年版，第12页。）。这实际上是英国人追求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社会意识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化。但它与英国对英帝国的理解是相悖的。随着澳大利亚民族逐渐成熟，澳大利亚人越发认为英帝国应该是一些平等国家的结合体，是"平等、和谐及互助的大家庭"，即"民主国家的联盟"。而英国则认为英帝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与其附属国的组合体，双方地位有高下之分，"一方为宗主国而另一方为封臣。为什么我们应当让出我们的最高霸权地位，……没有下属的殖民地，何来帝国"（注：转引自洪霞：《论加拿大自治领取得完全国家地位过程的特征》，《世界历史》1998年第3期，第40页。）。 如此差异决定了澳大利亚建立民族国家并逐步走向独立是不可避免的。
    三
    平等主义是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精髓。在有关澳大利亚地位的问题上，它体现为要求与母国平起平坐。虽然澳大利亚深受英国的影响，澳大利亚人对英国大都怀有特殊的感情，但是，澳大利亚人对一个呼之欲出的民族国家居然仍被地球另一端的一个国家用旧制度统治着的现状，越发感到不可思议和不可忍受。1888年9月4日，《悉尼先驱晨报》发表新南威尔士立法议会议员奥沙利文的文章，文章声称："不出40年澳大利亚的人口将达2000万，……如果认为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进步民族可以由远隔1.6万英里的一个国家来统治，这是不合理的。"1887 年创刊的《飞旋镖》杂志不仅斥责殖民地总督是"可怜的有官衔的懒汉"，而且将获得英国圣密契尔勋章和圣乔治勋章的澳大利亚人斥为英国的"下贱的工具"（注：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203 页。）。
    以平等主义为基调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是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颇具政治特色的一大主要内容，是19世纪上半期澳大利亚民主主义的延续和发展。两者的共同之处是都以争取自由和平等为目标，而区别在于民主主义旨在继承"在故乡生来就享有的权利"，表现为"澳大利亚型英国人"向英伦的英国人要求得到平等权利；而民族主义则认为澳英之间的隶属关系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把自由和平等与"要求完全的政治自由和民族独立"联系在一起。两者间关系的演变与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过程是相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