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澳"意识是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的又一重要内容，表现为在澳大利亚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英国移民对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移民的态度。虽然在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充满了自由、平等、民主等内容，但这一切仅局限于以白人移民，甚至只是以英国移民为主体的"白人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颇有影响的《新闻公报》喊出了一句获得社会共鸣的口号："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人的--贱货支那人、贱货黑鬼和贱货欧洲瘪三一律滚开。"一位政客撰文解释："就澳大利亚人一词而言，我们不认为仅是那些出生于澳大利亚的人，所有登上这里海岸的白人都是澳大利亚人。……黑人、中国人、印度人以及廉价的有色人种劳工则不是澳大利亚人。"（注：M.麦克肯纳：《迷人的共和国》，第152 -153页。 ）这种以"白人优越论"为基调的"白澳"意识长期弥漫于澳大利亚社会。
    "白澳"意识的产生和盛行是西方种族主义思潮在澳大利亚社会中的反应。它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显露端倪。其产生的原因在于：其一，英国移民及后代中的母国情结使"白澳"意识成为维系澳大利亚民族与英吉利民族密切联系的感情和血缘纽带，因此，英国移民担心有色人种的进入以及由此造成的通婚和融合会导致血统混乱，进而影响英吉利民族血统的"纯洁性"，不愿意澳大利亚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其二是着眼于经济利益，唯恐其他民族和人种的移民进入会使英国移民的就业机会减少，生活水平下降。从19世纪后期开始，"白澳"意识随着种族偏见的加深变得系统化和理论化，首先是它在大加赞美澳洲是一块圣洁的乐土的同时，害怕有色人种的进入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如种族冲突和民族矛盾。一些政客鼓噪道：澳大利亚是"建立在一个摆脱了压迫和奴役的、没有等级的社会理想上的。……压迫和奴役则是古老国家所特有而新大陆也未尝幸免的东西"，因此，有色人种的进入"就意味着澳大利亚文明和社会结构的毁灭"（注：M.威拉德：《1920年以前的白澳政策史》（M.Wilard,History of the White Australia Policy to 1920），墨尔本1978年版，第201-210页。）。其次，澳大利亚白人（特别是白人劳工）视有色人种的进入如"鸠占鹊巢"，认为有色人种的移民和廉价劳工是对他们经济利益的威胁。
    在"白澳"意识的驱动下，将"劣等民族"一概拒之门外的办法是"最好的防范手段"，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的"共识"。由此，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澳大利亚各地出现了此起彼伏的排外活动，尤其是排华风潮。虽然华人不足澳大利亚总人口的1%， 但大规模的排华运动则在3次以上，小范围的驱华事件更因频繁而无法统计。 殖民区当局是指使者，政客们是吹鼓手，白人工人是急先锋和主力军。在1888年，新南威尔士等地发生大规模排华运动，清政府向英国提出抗议，英国随之予以过问。而身为新南威尔士政府总督的帕克斯则公开扬言：他"既不顾女王陛下的军舰，也不顾女王陛下派驻的代表，更不顾英国殖民大臣的干预"（注：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180页。）， 继续为排华运动摇旗呐喊。"白澳"意识使澳大利亚民族背负着浓厚的民族偏见和种族色彩。民族主义的口号--"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实际上充满了狭隘的种族主义气息："澳大利亚是白种人的澳大利亚"。
    五
    19世纪至20世纪初，就一个典型的澳大利亚人而言，无论他从事何种职业，都可被描写为英国化的澳大利亚人。他们往往将自己与母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仅新来的移民自然地称英国为"家"，而且出生于澳大利亚的移民后代"也视自己为盎格鲁-澳大利亚人，或苏格兰-澳大利亚人，或爱尔兰-澳大利亚人"（注：F.克罗莱：《新编澳大利亚史》（F.Crowley,A New History of Australia），墨尔本1974年版，第261 页。）。他们拥有一种双重心理，一方面出于种族亲缘和母国情结，对英国臣民的身份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他们又愈加热爱澳大利亚，因而有别于住在英伦的英国人。虽然"民族国家"的概念对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但要求建立一个与英国平等并享有独立的国家的愿望则是社会共识。这就是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在澳大利亚人思想意识上的体现。在澳大利亚民族及其民族意识形成的过程中，没有产生多少理论，也没有出现什么理论家，它一直受到英国各种理论和学说的影响，因此，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是英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在澳洲大陆的本土化。
    这种民族意识对澳大利亚的社会转型和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它在以"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思想推动社会演进、促成民族国家建立的同时，又使澳大利亚始终不把自己与英国分开，造成澳大利亚人在独立等重大问题上概念不清、热情不高和动作迟缓。
    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新兴民族的社会意识，它在发展中不断强化，并对澳洲社会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19世纪末的联邦运动是民族意识产生和发展的产物，愈加强烈的国家感使澳大利亚各殖民区为争取平等权利和维护自身利益而由分治走向联合，直至建立独立和统一的澳大利亚联邦。之后，伴随民族意识的不断增强和现代化，澳大利亚的国家建设、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持续而深入地开展，使澳大利亚在一个又一个不显眼的渐变中发生了一个接一个的本质性变化，从而形成一个连一个的重大发展。在社会各种机制逐渐健全和独立自主意识逐步加强的过程中，澳英之间的从属性联系逐渐淡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了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等方面已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独立自主外，澳大利亚人对仅有象征意义的君主立宪制也越发不能容忍，"澳大利亚应同几乎所有国家一样，拥有自己单独的国家元首，而不是与其他国家分享一个国家元首"（注：G.温特顿：《从君主制到共和制》（G.Winterton,Monarchy to Republic），牛津1986年版，第18页。）。澳大利亚共和国正呼之欲出。回首100 多年来澳大利亚政治和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可看出这是一部民族意识一步步增强的历史，澳大利亚社会由此从英国的殖民地演进为发达的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