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活力还表现为，它对进步和发展的追求使其具有自我修正和自我完善的属性和能力，确保了澳大利亚的现代化发展。由于澳大利亚文明是从西方文明转化而来的新文明，因此，一些西方社会中的弊端不可避免地也被移植而来，甚至在澳大利亚大行其道，给澳大利亚社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和巨大损失。但是，这些糟粕最终会随着民族意识的自我健全而被清除和抛弃。例如，"白澳"意识作用于国家政策，使"白澳政策"成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基本国策（注：G.沙威：《澳大利亚联邦政治和法律》（G.Sawer,Australian Federal Politicsand Law），墨尔本1972年版，第31-32、37页。）。长期以来，它不仅残酷地伤害了在澳大利亚的有色人种和土著居民，而且也给澳大利亚的现代化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使澳大利亚难以摆脱对英国的依赖而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然而，这一问题的克服和修正则是从种族主义受到抨击和平等主义深入人心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使"白澳"意识与澳大利亚社会难以相容，"白澳政策"对澳大利亚的发展形成制约。因此，民族意识发生变化，种族主义受到平等主义思潮的愈加猛烈的冲击，"白澳"意识失去滋生环境，"白澳政策"逐渐随之消亡，没有成为一个无法消除的社会痼疾。耐人寻味的是，在50年代，墨尔本大学青年学者组成的"移民问题改革团"在反对"白澳政策"的活动中是一个颇有影响的组织，其领导人K.瑞威特的外祖父就是前澳大利亚联邦总理、"白澳政策"的作俑者A.迪金；在60-70年代，昔日鼓噪"白澳"意识的急先锋《新闻公报》逐步成为反对"白澳政策"的激进鼓动者；以前支持和推行"白澳政策"并率领白种人工人驱赶和迫害有色人种劳工的澳大利亚工党率先于1965年从其党纲中删除了"白澳政策"的内容，还在1971年的该党年会上以与会者44∶1的表决结果，通过决议， 保证在移民问题上不再持种族主义的歧视立场。这一系列变化和转变从一个侧面表明民族意识的活力使澳大利亚民族不再是一个受传统和陈规束缚的守旧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