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7月4日（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在风云变幻中饱经忧患的翁同和，满怀抑郁和凄怆与世长辞了。在临终前夕，他向亲属们口赞一绝：“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短短四句话，20个字，道尽了这位松禅老人一生的宦海沉浮和无限忧伤。今年适逢中日甲午战争100周年，又是翁同和逝世90周年，这两件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历史课题，对甲午战争和翁同和其人其事进行学术讨论，都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的。
    说到晚清政局和近代变革，都不能不提到翁同和。人们常常用“盖棺论定”评价一个人的是非功过，然而实际上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往往是“盖棺”而不能“论定”的，翁同和也是如此。那么翁同和在晚清政局和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起过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对他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评价？依笔者的管见，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他是一位很重要的政治人物，又是很有争议的人物，是集内外矛盾于一身的人物，又是时代悲剧性的人物。本文试图就这个问题，说一些粗浅之见。
    一 晚清史上的重要人物
    状元及第，是中国古代自有科举制度以来，读书士子的最高荣誉和最显赫的头衔。有清一代268年，共举行会试112科，取中状元114人（因为顺治九年和十二年两科为满汉分榜，这两科每科各有两名状元）。在114名状元之中，官至大学士，入阁拜相，并荣获傅保头衔者共有13人；而作为状元出身的汉族大臣得入军机者，仅有3人。翁同和，得为两朝帝师、状元“宰相”，而且两入军机，又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帝眷之隆，官阶之显，在有清一代实属仅见。就他的仕途经历而言，高中状元之后，即平步青云，步步高升，屡任考官学政，直到国子监祭酒，都察院左都御史，又先后在刑部、工部、户部任职，并且都做到尚书。这些政治经历，涉及教育（科举）、司法、监察、水利、工程、财政金融等各个领域。他从1865年（同治四年）起为同治皇帝师傅，并为皇太后进讲《治平宝鉴法编》。1876年（光绪二年），“奉懿旨”，在“毓庆宫行走”，开始为光绪皇帝师傅。由于翁氏在光绪继承皇位，对慈禧再次垂帘问题上功非寻常，因此深得宠信，并得以“奉旨参政”。1883年，奉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从而取得了参与清廷中枢决策的重要地位。历同、光两朝，特别是光绪一朝，翁同和位列帝师“宰相”，参预枢机。在这几十年间，内忧外患，大事迭起，诸如洋务事业的兴办、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以及戊戌变法。在这些重大事件与重大变革中，每次事件和每次变革，翁同和不仅参与其事，而且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翁氏立朝、参与决策的20多年中间，清廷朝局，可谓派系纷争，盘根错节；内忧外患，交相侵逼。在险恶的政治风云变幻之中，不论是兴办洋务、对外交涉、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以及戊戌变法，他都处在政治风波的浪头和政局漩涡的中心，在一定的范围内和一定的场合下，他的态度言行，都对清廷的朝局和内政外交，具有重要的影响。不管当时和后世对翁氏的是非功过作如何评论，但是谁也无法否认他的重要政治地位，谁也不能否认他是晚清政局中一位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
    翁同和的发迹腾达，原因非止一端，既有客观条件，也有主观因素。大致说来，一是出身名门，家世显赫。其父翁心存是咸丰、同治两朝宰相，同治皇帝的师傅。长兄同书，道光二年进士，官至安徽巡抚。三哥同爵，官至湖北巡抚。这样的门第，在晚清汉族官僚中，实属凤毛麟角。二是翁同和本人，自幼秉承家训，饱读诗书，文才出众，咸丰六年会试一举夺魁。凭藉父兄荫庇，太后恩宠，以及本身的品德才能，遂青云直上，终于成为常熟翁氏家族中最为突出的显赫人物。此公虽然生于宦门，出身科举，但非一般阔少官僚可比，他深受传统儒家学说熏陶，不但具有深厚的忠君报国思想，而且立志要做一个社稷之臣。而当他身居庙堂、参与枢要之时，正是清朝晚期内外多事、危急存亡之秋。他以“宰相”之位、帝师之尊和枢垣之重，得以参与决策。直到戊戌横遭贬逐，一直立朝不动，宠信不衰。翁氏一生参与的重大政治决策和重要事件很多，略举其荦荦大者，可列出如下数端。
    第一件，极力支持慈禧太后二次垂帘。1875年1月12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同治病死。慈禧与同治虽为母子，但关系一直不好。同治十一年冬皇帝亲政之后，以往垂帘听政、独掌朝权的慈禧本不甘心情愿。同治夭亡，对这个权欲极大的母后来说，无疑是又得到一个再度临朝的机会，但碍于舆论她又不便直说。因此，立谁为皇帝，由谁执掌朝政，就成为清廷和慈禧面临的头等大事。还在同治病危期间，“两宫皇太后”就召集王公大臣商议如何处理朝政的办法，翁同和以“弘德殿师傅”身份也参与议事。其实这些王公大臣与翁同和早已觉察到慈禧的意图所在，虽然有人提议请“两宫皇太后权时训谕”，处理朝政，但慈禧却假意表示“此事体大”，需要奏明皇帝，请旨定夺。而这个请旨训政的奏折和几天之后根据慈禧宣布奕譞长子四岁的载湉为皇帝的诏旨，都是出自翁同和的手笔。由于翁氏对慈禧的意图心领神会，又深谙朝章典故，把奏折和诏旨都写得言简意赅，十分得体，在决定慈禧再次垂帘、重掌朝政的重大问题上，立下了如此大功，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和仕宦前途当然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件，受命“在毓庆宫行走”，亲授光绪皇帝读书。翁氏此前虽然曾为同治皇帝的师傅，但师生之间相处并不融洽，作为皇帝的老师，不过尽心教读而已。而光绪即位之后，由于慈禧的赏识和器重，于1876年1月8日（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二日）被任命在毓庆宫行走，再为帝师。这对翁同和来说，无疑是一种无比的殊荣，而且也决定了他后半生的仕途和政治命运。由于他的尽心竭力，终于把一个年仅四岁、体弱胆小的幼童皇帝，教育辅导成为一个具有新知识、新思想、立志振兴、决心变法的明智皇帝。20多年间，师徒、君臣朝夕相伴，“亲如父子”。由于翁同和与光绪皇帝有这样非同一般的关系，因此，翁氏在晚清朝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非同一般大臣可比。而光绪一朝直到戊戌变法的所有内外重大事件和重大决策，几乎没有哪一件与翁同和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