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非功过颇有争议的人物
    世人常说，对一个人的是非功过，死后才能“盖棺论定”。其实这句话是很不确切的。历史上有许多重要人物，“盖棺”之后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还是不能“论定”。翁同和也在此列。他逝世之后，对他的是非功过评论很多，有官方的，也有私家的。可以说有褒有贬、毁誉参半。戊戌以前，翁氏曾得到慈禧的恩宠重用，奖誉有加。1898年6月15日，他突然被勒令“开缺回籍”，罪名是“近来办事多不允协”、“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任枢机之任”，只是因为念其充当帝师多年，从轻发落，把他赶回老家完事。这当然是“欲加之罪”，举朝皆知。变法失败之后，在同年10月21日，慈禧恶狠狠地发出“懿旨”，严惩翁同和，这回的罪名是“授读以来，辅导无方”，“办理诸务，种种乖谬”，“康有为乘变法之际，阴行其悖逆之谋，是翁同和滥保匪人，已属罪无可k3f106.jpg”。结果被处以“著即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如此“罪行”可谓严重，而且是“一贯犯错误”，连一点好处、一点功劳也没有了。原来是赶出朝廷，回家养老；这回是撤职查办，严加管制，不准“乱说乱动”，形同罪犯了。戊戌政变，对朝政可谓风云突变，对翁氏则是身遭横祸。从此，翁氏就以待罪之身，退居山林，直到逝世。到了1909年5月（宣统元年四月），这时翁同和已经逝世五年，而与他恩恩怨怨的慈禧、光绪以及当年的重要同僚和政敌，也大多死去。由于江南官绅的请求和江苏巡抚陈启泰和两江总督端方的奏请，同年7月，清廷批准，为翁氏“开复原官”。到了1914年3月，废帝溥仪在一些前清遗老的要求下，又为翁氏“加恩予谥‘文恭’”。而这时已经是民国三年，清朝早已灭亡三年多了。翁氏死后虽然得到“平反”并得到“文恭”的谥号，但在民国时代而得“清帝”赐给谥号，这未免有些滑稽可笑了。
    那么翁氏死后，官私舆论又是怎样评论他的是非功过呢？《清史列传·已纂未进大臣传》的评论是：“以同和前后三十余年，再为帝师，再预机衡，追思讲画之劳，宜在矜全之列”，又说“同和痛于甲午之役，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存，破格求贤，冀匡时变，惜望治过急，荐举非人。”字里行间，虽有褒扬，但是又留下一个“荐举非人”的尾巴，可谓褒中有贬。而地方性的“官书”《昭常合志》，则说翁氏“立朝数十年，矢诚矢敬，有古大臣风。”就是全面赞扬了。
    至于私家著述，对翁氏颂扬赞许和批评谴责的都大有人在。这里略举数例。在颂扬赞许者当中，有代表性的是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
    张謇是翁氏的得意“状元门生”，被称为“翁门六子”之一。公谊私恩都使张謇对这位知遇座师铭刻难忘。在翁氏被贬逐和逝世以后，他多次表示敬爱、哀悼之情。其中有一首哀悼翁同和的诗中有句云：
    吾师世台鼎，而抱漆室忧；万族得所荫，蔼蔼瞻崇邱。
    荒鸡涂狸膏，奋欲诛羊沟；吾师力不胜，陆沉到神州。
    他是把翁同和视为国家柱石、忧国忧民、公忠体国的忠直贤臣。同时也深为翁氏的政治处境和不幸遭遇深感惋惜。
    康有为是由于翁同和的赏识和推荐，才得以成为光绪的股肱和变法领袖的。戊戌政变以后，康氏留居瑞士期间，闻知翁同和死讯，哀伤不已，“望海陨涕”，作“常熟翁公哀词”二首以悼之，其中一首云：
    海山凄断海风酸，忽听山颓最痛辛。誉士岂闻才百倍，救公何止赌千身。
    萧何能荐登坛将，王猛曾为入幕宾。岂料七年悲党狱，竟成千古痛维新。
    康氏另有哀词十二首，现抄其中二首如下：
    中国维新业，谁为第一人？王明资旧学，变法出元臣。密勿谋帷幄，艰难救国民。峨峨常熟相，凿空辟乾坤。
    恭王忧死日，华夏复生年。一德君臣合，千秋新旧缘。耻为亡国主，誓欲复君权。戊戌当初夏，深谋变法全。足见康有为对翁同和推崇备至，评价极高。
    梁启超也是为翁同和所赏识的维新派人物，他在《戊戌政变记》中说，康有为上书请求变法，为守旧大臣所阻，“于时师傅翁同和，兼值军机，性行忠纯，学问极博。至甲午败后，知西法不能不用，大搜时务书而考求之。见康有为之书大惊服，时翁与康尚未识面。先是康有为于十四年奏言日人变法自强，将窥朝鲜及辽台，及甲午大验。翁同和乃悔当时不用康有为言，面谢之。后乃就见康商榷治法，康极陈列国并争，非改革不能立国之理。翁反复询诘，乃益豁然，索康所著之书，自是翁议论专主变法，比前若两人焉。”梁氏此说，对康有为未免有溢美之处，但对翁氏忠君爱国，变法救亡的评论却是符合实际的。
    而另外一些人，则对翁同和多所贬词。例如，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就借潘祖荫之口，说翁氏“好以巧妙用事，又无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甚至说由于翁氏误荐康有为，他的获罪被逐，是因为康有为在光绪面前“任意倾轧，极口诬罔”所致。胡思敬在《国朝备乘》中，则认为翁氏是误国罪人，他说“甲午之战，由翁同和一人主之。同和旧傅德宗，德宗亲政后，以军机大臣兼毓庆宫行走，常蒙独对，不同值诸大臣不尽闻其谋。通州张謇、瑞安黄绍箕、萍乡文廷式等，皆文士，梯缘出其门下，日夜磨励以须，思以功名自见。及东事发，咸起言兵。是时鸿章为北洋大臣，海陆兵权尽在其手，自以海军弱、器械单，不敢开边衅，孝钦以旧勋倚之。謇等仅恃同和之力，不能敌，于是廷式等结志锐密通宫闱，使珍妃进言于上。妃日夜怂恿，上为所动，兵祸遂开。”刘声木的《苌楚斋笔记》则说：“甲午以前，孝钦与德宗意见甚深，德宗困于孝钦尊严之下，久思出人头地，迨至甲午与日本构怨，意欲耀武国外，凭凌母后，轻视日本，颇欲灭此而后朝食。时常熟秉政，误入殿撰之言，亦谓日本不足平，迎合上意，极力主战，后来不克以功名终，未尝不由于此，”王照在《方家园杂咏》中的一首纪事注解中更认为：“甲午之役，翁同和延揽伪清流之浅躁书生文廷式、志锐等，蒙蔽圣聪，多方掣李文忠之肘。军政出于多门，而责胜败于一人。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赖太后干预，变计倚文忠求和，收拾残局。而翁党仍百般诿过，无识之清议，仍暗地潜煽”，“世人以光绪变法与翁同和并为一谈，误矣！”金梁在《四朝佚闻》中亦说翁氏“以帝师而兼枢密，预闻军国，实隐操大权，而周旋帝后，同见宠信，……光绪朝局，系翁一言，同僚议事，偶有不合，翁则怫然，常入报帝，必伸己意，众已侧目”。诸如此类的私人记载和评论，尚有许多。要而言之，不外是说，翁同和挟皇帝以自重，昧于日本实力，误信“清流”书生之言盲目主战；又自恃位高权重，飞扬跋扈，对李鸿章不但掣肘为难，而且暗地煽动亲信，对李进行攻击；更有甚者，他还蒙蔽光绪，乘甲午主战之机，抬高光绪地位，“凭凌母后”。总之，在这些人的笔下，翁同和为了个人揽权，不但主战误国，而且个人品德恶劣。此类评论，大都是谴责翁同和而为李鸿章开脱辩解。偏私之见，溢于言表。倒是翁氏亲信之一的文廷式，在他的《闻尘偶记》中的一段话，还算公允，他说：“翁叔平尚书与余素善，余疏落，要不常相见。然比者以一人而兼任师傅、军机、总理衙门、督办军务处，又领户部，皆至要之职，而犹谓不能办事，又不欲居权要之名，一彼一此，迄无定见，以此召乱，谁能谅之！”这段说得相当含蓄，也未免有与翁氏故作疏远之嫌，其实是对翁氏在责难中隐含着惋惜。翁氏既然有那样一串显赫的官衔和那么大的权力，还说“不能办事”，但是他却未明言翁为什么“不能办事”，这里面显然有不得已的苦衷；而翁氏“不欲居权要之名”，缺乏“定见”，也是造成严重后果的重要原因。
    “寓褒贬，别善恶”，这是自从孔子作《春秋》以来中国历史学的一大传统和一大特点。现在所说的“评价历史人物”，也还是这个老传统、老特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这是一个好传统、好特点，应该在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态度的原则下加以充实和发扬。不过对历史人物的“善恶”和“褒贬”，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允，也实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评论历史人物，是因评论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而“褒贬”各异的。而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以主观偏见忽视客观事实；以个人的好恶代替科学的分析。对某些人物，说好就绝对的好，没有一点缺点和过错；说坏就绝对的坏，没有一点正确可取之处。前面说的一些人对翁同和的评论，就是很明显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