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集内外矛盾于一身的人物
    翁同和自从1856年（咸丰六年）步入政坛到参与朝廷决策，再到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退出政坛，前后共40余年。这个时期，就清朝政府乃至中国而言，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交相侵逼。对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经过长期厮杀，最后倚仗“洋人”帮忙，总算镇压下去，但在此期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咸丰皇帝仓惶出逃。由发动“辛酉政变”而执掌朝政的慈禧、奕集团，是以丧失国家大量主权和割弃大片领土为代价，才换来重返北京和“中外和好”的局面。以此为契机，开始实行所谓“自强新政”的洋务运动。接踵而来的是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戌戌变法。所有这些重大事件，都是在内外矛盾十分尖锐的形势下发生的。就国际环境而言，正如1895年9月康有为在《京师强学会序》中所说的“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已使中国面临“瓜分豆剖”的险境。就清朝的内政和朝局而言，有主张效法西方技艺、“求强求富”的洋务派与迂腐守旧、排斥“洋务”的顽固派之争；有以慈禧为首的一批贵族官僚与以谠论宏议、纠参权要相标榜的所谓“清流派”的矛盾；随后又演化为“后党”和“帝党”的对峙。由于统治集团内部派系纷争，政见不一，对内政外交不断发生争论和权力角逐。在如此纷繁复杂的内外矛盾中，翁同和以其特殊的身份（皇帝师傅）和重要地位（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调和于帝后之间，周旋于各派之际。在对内对外的决策中，在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中，他经常处于政局漩涡的中心，因此。他是集内外矛盾于一身的人物。不过，他却无法也无力解决这些矛盾。下面就简单谈谈翁同和在晚清政局中，究竟充当怎样的角色。
    许多史学家和近代史书，在说到翁同和的时候，都把他称为“帝党”首领，而“帝党”与“后党”又是水火不容、誓难两立的政治集团。说他是“帝党”首领，如果指的是甲午及其以后，确是事实。然而不可忘记，这位“帝党”首领，却是因缘于“后党”的宠信和倚重而飞黄腾达的。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后党”的宠信，他也不会成为“帝党”的首领。
    翁氏于同治四年就奉“两宫皇太后谕旨”，继承他父亲翁心存的“帝师”职务，在“弘德殿行走”，充当同治皇帝的师傅。所谓“两宫皇太后谕旨”，实际上是慈禧的个人意旨。而翁氏之所以能获此殊荣，膺此重任，固然有其父翁心存曾遭受过肃顺集团的打击，“辛酉政变”复出后，受到慈禧重用的原因，以及他本人的品学受到慈禧青睐的原因，但除此之外，也还有恭亲王奕、醇亲王奕譞等推荐和支持的原因。翁氏虽为同治师傅，但是群臣、师生之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和特殊的政治关系。同治是很不受慈禧喜欢的无权皇帝，翁同和在弘德殿行走，也不过尽心教读、恪守其职而已。同治死后，翁氏对慈禧再次垂帘听政，出过大力，立过大功，因此更得到“太后”的信任和重用。而他于1876年（光绪元年）再奉“懿旨”，为毓庆宫行走，充当光绪皇帝的师傅，就更是慈禧对他特别宠信的表现了。
    翁氏与“后党”的重要人物奕譞的关系，也相当亲密。奕譞是光绪的生父，他的福晋又是慈禧的妹妹。立载湉为皇帝，显然是慈禧的蓄意安排。奕譞在咸丰皇帝的诸弟之中，其才能虽远不及奕，但始终受到慈禧的信任，在晚清皇室亲王之中，可谓位高权重，恩宠不衰。他虽然始终不敢有半点得罪慈禧，但毕竟是皇帝的本生父亲。而且在帝后矛盾发生和加剧以前，他对光绪的命运和前途也自然会关心备至，在选择“帝师”问题上，他当然也不能轻率从事。当初翁氏为弘德殿行走，教读同治皇帝的任命，奕譞就曾参与商议。1875年1月（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翁氏又与奕譞、魁龄、荣禄等四人同被慈禧指派勘定同治的陵墓惠陵的陵基，而翁同和得以参与皇室内部此项重大事务，也是由于奕譞的推荐。奕譞对翁氏赏识备至，奖掖有加；翁氏对奕譞也十分敬重，竭力报效。而与另一位“后党”的重要人物荣禄，也在这次勘察确定惠陵的活动中，建立了亲密关系，并且结拜为兄弟。至于后来翁氏与奕譞、荣禄之间由于帝后矛盾加深，发生政治分歧，那就不全是个人恩怨，而是最高统治权力的角逐争夺了。
    由于帝后分党，两派对立，有些论者以翁氏为代表的“帝党”与以倭仁等为代表的顽固派嫌隙甚深，互不相容。其实情况也并非如此。顽固派在早期是相对于洋务派而言的一派守旧大臣如倭仁、徐桐等等。但是在同光之际，翁氏在开始被任为弘德殿行走时，就与倭仁、李鸿藻、徐桐同为帝师。他虽然对倭、徐二人的学问和讲授方法并不佩服，但是在政治思想上也并没有什么恶感。即使在1867年（同治六年）关于在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馆、聘请外国教习问题的那场争论中，当倭仁等极力反对此项措施的时候，翁氏还和徐桐一起帮助倭仁修改奏稿，并且向倭仁建议，不要去总理衙门任职，以免出丑。他虽然并未卷入这场争论的漩涡的中心，但是对奕等人的主张也持有异议，相对而言，与其说他保持“中间”立场，勿宁说他是比较倾向于保守和顽固派的。至于他和顽固派在政治上的对立，那是甲午以后，戊戌变法时期的事了。
    由于翁氏与李鸿章在对外政策上分歧很大，争论甚烈，也有人认为他是洋务派的政敌。其实，翁氏虽然坚决反对李鸿章对外国侵略采取退让妥协政策，但是由于他对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的处境逐渐有所了解，不但不反对洋务，而且十分关心洋务。他原来就曾受到奕的赏识，后来又同洋务派的一些重要人物如文祥、左宗棠、张树声、丁日昌、郭嵩焘等相交甚密，对他们的洋务主张和洋务事业，表示关心和支持。特别是对丁日昌和郭嵩焘，更是引为知己，关怀备至。同时对一些洋务思想家如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的思想主张也深为赞赏。而且在轮船招商局由于受到外国航运业的竞争和排挤，遇到严重困难的时候，他以户部尚书的职权，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拨出款项，并且将南方漕运的大量赈灾仓米，交招商局承运，使招商局的困境暂时得以舒解。而在支持招商局的活动中，他与李鸿章也是互相合作、互相配合的。
    在翁氏立朝时期，外患频仍，朝局纷争，他为了使幼主光绪重振朝纲，挽回危局，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面对极端复杂的局面和盘根错节的重重内外矛盾，虽然费尽心力，试图缓解和解决这些矛盾，但是，结果不但没有解决这些矛盾，而且在矛盾的冲突中跌落下来，造成了终身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