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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战争史研究的现状及我见(4)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抗日战争研究》 菊池一隆 参加讨论

二日中战争阶段划分及中国实态之我见
    这里主要把焦点对准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段是否为战争期的争论。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仅就中国是如何转入战争状态的质的变化进行论述。
    (一)抗日战争准备阶段(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
    1.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实态及动向。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民政府的主要敌人是中共,国共之间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加上蒋介石和汪精卫、李宗仁之间的党内对立,其基础并不稳固,实际上没有能力进入抗日。安内攘外政策反映了其政治。这个政策就是全国规模地进攻包围苏区,进行经济建设,对日实行不抵抗。事变后,蒋介石下达"绝对不抵抗"命令。他在9月23 日的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要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抑愤,等待国际联盟的正当裁决。在11月的国民党第4次大会上又指出:应竭力避免与日本军的冲突, 保护日本居民,不给日本以侵略的借口。根据不抵抗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不战而退。1934年又开展了新生活运动,试图通过儒教教育统一民心,组织民众,其目的在于反共和将来进行抗日。在加强CC、蓝衣社等特务活动的同时,"剿匪区内"又把地方各县的民团改组成保安队,而且为了使民众组织起来相互监督,在全国实施了保甲制。这些措施实质上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镇压中共和压制民众的抗日要求。1934-1935年国民党政府军在追击中共长征的过程中,进行了对西南地区的中央集权;蒋介石为了加强对上海、南京等战略要地的防卫,曾两次赴西南、西北视察,因为他想把这些地区作为在完成讨伐中共后与日本决战的根据地。其间经济建设得到了发展,政治基础也得到了巩固。具体措施是,国民政府提高了进口商品的关税;全国经济委员会对农村、水利、公路建设、政府系统的四大银行实行了金融统制和货币改革。工业方面,根据1936年资源委员会的重工业发展5年计划,意在加强冶金、燃料、化学、 机械、电气5个部门的产业基础。而且还对轻工业原料的棉花、 蚕种以及茶叶等进行了品种改良。另外军需工业建设和拥有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军队现代化也得到了发展。吴鼎昌等人组织了中日贸易协会,通过跟横滨正金银行董事长儿玉谦次的交涉,一边拖延日本的侵略,一边出于对"工业日本、农业支那"殖民地国际分工论的反抗,把自己的资本移到了西南。(注:黄元起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上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0页。久保亨的《国民政府的政治体系和经济政策》, 《20世纪中国和日本》下卷,法律文化社1996年版。拙稿《重庆政权的战时经济建设》,《历史学研究别册特集--地区与民众》1981年版。拙稿《国民政府开辟的"抗战建国"路线的展开》,《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法律文化社1987年版。拙稿《云南省的战时经济建设》,《中国史上的中央政治和地方社会》,文部省科研费综合研究A1986年版。 等。)这样,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都作好了战争准备。虽然东北义勇军和第十九路军曾与日本军发生过武力冲突,但是第十九路军被视为违反军规,几乎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援,只能是孤军奋战。1933年冯玉祥、吉鸿昌等人结成了察绥抗日同盟军,7 月夺还了一部分被占地区,但是由于关东军的严重抗议,遭到了国民政府军和关东军的夹攻和经济封锁,仅70天就不得不解散了。另外,马占山等人进行的抗日斗争也受到"不抵抗"政策限制。(注:严军的《抗日战争演义》(香港朝阳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中写到,1931年10月东北的国民党马占山部队首先违抗蒋的不抵抗命令,实行了东北抗战。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国民党十九路军也违背蒋的意志,进行了英勇反击,为此没能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援。胡德坤,前引书,第21页。)也就是说,这段时期实质上是为创建"国民国家"而进行中央集权化和经济建设,以同将来的"设想敌国"日本进行战争的准备阶段。
    2.中共方面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虽然高举抗日旗帜,但是其主要敌人则是蒋介石、国民党,走的是反蒋的苏维埃道路。虽然中共在1932年4月正式宣布对日战争,但是实质仍为反蒋。 而且这时中共敌视第三势力,把他们看作改良主义者,提出"主要打击中间阶级",使自己陷于孤立。结果,1934年在国民政府出动100万大军、200架飞机的第五次围剿中,不得不放弃了以江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中共虽然高呼的是"北上抗日"的口号,但是实际上在受到国民党围追堵截的长征过程中是没有能力与日本相抗衡的。1935年7、8月共产国际转向"反帝统一战线",八一宣言提出要"团结所有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但是那时举的还是反蒋抗日的旗帜,只是停留在呼吁抗日阶段,实质上并没有进入抗日的战争状态。中共正式从"反蒋抗日"的政策转变到"逼蒋抗日"是在1936年9月。12 月西安事变后又急速朝"联蒋抗日"方向发展。七七事变后,进入战争的准备工作朝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大步迈进。(注:田中仁:《1930年代中期的中国政治和共产党》,(前引《20世纪中国和日本》下卷),拙稿《刘志丹和陕北革命》(中国近现代史的诸问题》,国书刊行会1984年版)等。)满洲省委确实进行了抗日斗争,但是从整个中共党史来看,抗日战争是在七七事变以后,尤其是在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
    3.第三势力和学生运动的情况。九一八事变后,以上海、南京为主的城市民众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和对日经济抵制运动的高潮。上海各工厂的80万工人要求国民政府抗日,9月26 日各界市民举行了抗日救国大会。另外,学生运动也波及全国各大城市。10月,上海学生五六千人在南京示威时,蒋介石数次与学生代表会谈,答复道:"不统一不能北上抗日。"12月,3万学生到中央党部请愿抗日时遭到了镇压,死伤130人,教育部还发布了《学生运动取缔令》。1932年2 月宋庆龄等组织了民权保障同盟,为政治犯的释放而奔走。1933年3 月结成了有保障同盟参加的国民御侮自救会,要求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第一次上海事变(一·二八)后,政府把第十九路军调移到福建去讨伐中共,他们与其他党派一起建立了第三势力的政权--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竖起了"反蒋抗日"的旗帜。尽管他们与中共有协议,但是实际上为主张"主要打击中间阶层"的中共所抛弃,最后崩溃于蒋介石的攻击之下。也就是说,当时是国内矛盾压制了对日矛盾。与1935年中共八一宣言相呼应的、由北平学生发起的一二九运动中,学生们进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后,学生们组织救国宣传队,到农村宣传抗日。其影响波及到广州、上海、西安等地,各地纷纷成立了妇女界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工人救国会,这些组织也强烈要求国民政府进行抗日。1936年沈钧儒等在上海组织全救联,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建立统一抗日政权。但是,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遭到了国民政府军警的镇压,沈钧儒等抗日七君子也被投入监狱。(注:参见菊池贵晴的《中国第三势力史论》(汲古书院1987年版)、平野正的《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研文出版1988年版)等。)以上表明,这一时期的民众运动虽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但是最终只是停留在要求抗日阶段,并且均遭到了国民政府的彻底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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