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民族英雄，在他短暂的政治生涯中数次影响历史的走向，为民族复兴立下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功绩。正因为如此，学术界研究张学良的论著颇丰，但绝大多数学者都从他对民族贡献的角度评价他是民族英雄，而对他作为民族英雄的民族观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笔者认为张学良为民族作出的每一个贡献，都是在他的民族价值观指导下完成的，如果将他对民族的贡献比作一条色彩斑斓的精美项链，那么，穿起这条项链的“线”就是他的民族观。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为切入点，从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的角度来探索张学良民族观的形成及其特点，他对民族观的实践和他的民族观对中华民族的命运、对他个人命运的影响以及对当今时代的启示，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张学良民族观的形成及其特点
    判断一个人的民族观是否形成，主要看他对民族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否作出了回答。只要是明确地回答而不是模糊不清的，是对主要问题的回答而不是次要的、个别的，就意味着他的民族观已经形成。那么，哪些属于必须回答的民族基本问题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它应该包括：对民族生存环境的认识，对民族精神的认识，对民族现状的认识，影响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民族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和根本任务是什么？等等。简单地说，就是对本民族的基本看法，对相关民族和对本民族与其他民族关系的基本看法。
    张学良的人生轨迹是围绕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向前延伸的，他一生不变的是对中华民族的热爱。由于他是北洋军阀末代元首的长子，从小就在优越的条件下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同时，特殊的家庭环境使他一涉入社会，就进入了民族活动的舞台中心。他26岁即成为军团长，28岁主政东北，30岁成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28岁父亲被日本炸死，31岁东北老家被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特殊的人生经历，在民族大家庭中的特殊地位，逼迫他必须对民族的许多重大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这就使他的民族观在青年时期就形成了。也是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和地位，使他的民族观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传统文化的痕迹和政治处境的烙印，同时带有他个性化的人格特点。概括起来说，张学良的民族观有以下几个特点：
    进步性。衡量一个民族成员的民族观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固然有许多条标准，但主要应该看他是否抓住了民族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他提出的解放民族问题的方案是否能代表民族的利益，是否能维护民族的独立与统一，是否能推动民族的进步与文明。20世纪前半叶的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民族的复兴，这一问题中最关键的是民族独立、统一与强盛，也就是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和民族贫弱的现实。30年代初，张学良即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中华民族“贫弱的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的压榨”，“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以致中国贫弱不堪。”所以，要实现民族复兴，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非废除不平等条约，努力生产建设不可”[1]（P248）。到了1935年， 张学良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对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迫切性的认识又加深一步，他说，整个中华民族“眼看就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华民族正处于“如同被匪徒‘撕票’前的一刹那，”“不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经济永无复兴希望，政治永无独立自主一天，”中华民族的出路“唯有抗日”[2]，这种民族观首先是民族独立论。
    科学性。张学良的民族观是唯物的，所以它带有鲜明的科学性。笔者之所以下此定论，主要依据之一，张学良的民族观是用存在来说明意识，而不是用意识说明存在。他虽然是一员武将，但他关于民族问题的阐述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系统性。他在“抗日理论与实践”的讲演中系统、科学地揭示了日本侵略者的本性和中日问题绝没有和平解决希望的必然性：（1 ）日本侵略中国是“为了解决其资本主义国家内在的矛盾”，日本“剩余价值与生产品过剩，和原料与市场的缺乏成比例的发展，其结果，唯有促进‘大陆政策’的实现，疯狂地向弱小民族的中国的进攻。”（2）“日本民族的优越感，和偏狭残酷的性格”， 决定了中日问题必然以武力解决。（3）“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已得的权利， 决不肯轻易交还。所谓‘城是用箭射得来的，还是（要）用箭射回去。”（4）“能为敌者始能为友，不能为敌者亦不能为友”， 中华民族贫弱落后，在日本人心目中，不足为敌，所以中日问题不可能和平解决[2] 。张学良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充满信心，他认为一旦抗日战起，最终的胜利属于中华民族。因为：（1）中国地广人众，其国力远胜日本；（2）日本的敌人不只中国，中日一旦开战，苏、美、英三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不会袖手旁观；（3）“日本国内，以至日本的军队中， 埋伏了几千万颗反帝国主义的炸弹”；（4）“我们是为民族自卫战，为生存而战， 为正义而战”[2]。正义一方必胜，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规律。 从张学良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日本民族性格的分析、中华民族自身力量和抗日前途的判断都是科学的，而且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民族”一词是近代才出现的，张学良的民族观之所以具有科学性，并把剩余价值理论运用于解释民族问题，主要是张学良自武汉时期开始即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秘密接触了大量马列原著。
    超越性。张学良民族观的超越性集中体现在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上。早在193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4个月，张学良即明确提出抗日的“第一个条件，便是造成统一的民族战线” [3]，到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统一战线的理论基本系统化，他认为，要实现民族的真正独立，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民族战争要靠全民族的合力，民族合力的形成首先要突破的障碍是对党派利益的超越，“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4]。 取得民族战争的胜利，责任最大的当然是军队，但所有武装集团需要明确一个观念：“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必须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方足以救国图存”[5]。这些观点，超越了不同阶级、不同党派、不同团体的利益， 和中共在《八一宣言》中提出的统一战线理论基本是吻合的。
    崇德性。张学良自幼热爱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尤为崇尚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道德风尚。在一定意义上说，道德评判是他价值评判的主体内容和准则。张学良将社会的罪恶与民族的危机归结于民族成员的道德沦丧，他认为，道德的沦丧对民族素质的危害有甚于民族经济的疲弊不振，甚至是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固有道德元气的恢复可以振兴经济，可以重振民族雄风，道德的堕落足以使国家覆亡、民族灭种。“一个民族必须具有生存的中心维系”，民族成员的道德是“民族兴亡所系的魂魄”，“一切一切均不足畏，只怕的是道德沦丧而无以维系其生存。”完美的道德客观上起着规范民族成员心理、引领人们超越物欲、摆脱名利羁绊、整合民族价值观念趋同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崇德重义的民族观确有很强的维系民族生存的历史合理性。但过于强调道德的至上性，也会压抑民族成员的个体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
    客观性。民族观是主观的，而且一般说来，多数人的民族观都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因为民族观离不开文化上的寻根、血缘上的问祖，地缘上的认同，心理上的求通，它的目的和任务是为了解决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增强本民族的凝聚力及同其他民族的竞争力。张学良的民族观自然也有这些共性，但他的客观性是很突出的。说他客观性突出，主要指的是他非但不对本民族的劣根性回避，而且明确地揭露，狠狠地鞭挞。他把中华民族放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进行比较，指出中国政坛“想要当领袖的人太多，互争雄长，你猜我忌”；“中国人……忽于团体的群力对外竞争，而徒事对内作无谓的纷争”；等等。针对这些弊端，张学良指出：“国民如能尽其应尽之义务与责任，则外人不打自倒矣。倘有人自私自利，忘却国家立场，此在中国最为危险。且国家如不强，即使个人有权有势，将何以保持永久？所以先要强国家，方有所寄托”[6]（P460）。
    张学良的民族观是在实践中形成的，是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时形成的，又是在他处于中国政治舞台中心和周旋于民族矛盾最激烈的漩涡中形成的，所以带有很强的时代色彩、统治阶级的印痕和较强的特指性。但总体看来，他的民族观比较系统和完整。从世界范围的层面上，他认为民族独立是最重要的；在处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上他主张和平相处，平等竞争；在外敌侵略面前他主张坚决抵抗，决不妥协；他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是最难能可贵的。从民族内部的层面上，他认为民族实现复兴的条件是民族的统一，民族离散力的消除，民族意识与民族实力的增强，同时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复元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从民族成员角度出发，他认为每个成员都应该树立“民族利益永远高于个人”、“民族不会亡，因为有我”、“假如把我的头割下来，民族能复兴，在所不惜”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