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张学良民族观的实践及其意义
    所有的民族英雄大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他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前面。他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去影响其他的民族成员，引领他所在的民族，影响那个时代，他的言行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民族精神。张学良的民族观不同于思想家、理论家和文人学者所建立的民族理论，思想家等所建树的民族理论更多的是指导其他人实践，而张学良的民族观的实践者是他自己。综观张学良一生，他对民族观的实践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为维护民族统一，抵制帝国主义肢解东北的阴谋。北伐战争期间，日本召开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东方会议”，加紧了对东北侵略的步伐。1928年6月4日，日本炸死了具有民族意识的张作霖，并借机大势渲染东北与日本的特殊关系，欲“使满洲脱离中国本土”[7]（P107）， 并增兵沈阳。28岁的张学良临危受命，主政东北，但东北向何处去？是投向日本脱离中国本土，还是走向南京，实现祖国统一？刚刚失去主帅的奉军内部对此意见不一。作为民族不能分裂、国家必须统一的民族观已在民族奋争中形成的张学良，毅然决定“东北易帜”。东北易帜共分4 个阶段（京津易帜、热河易帜、滦东易帜、东三省易帜）， 历时半年， 到1928年底完成。东北易帜是张学良民族观的第一次有影响的实践行动，它是张学良将军成长为一个伟大爱国者的重要标志。北京是北洋军阀统治中心，末代元首又是他的父亲张作霖，北京易帜标志着奉军控制的全国政权的和平移交；东北三省是北洋军阀控制的最后一块地盘，东三省易帜，标志着全国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东北易帜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竭力想把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这个大背景之下进行的，它的成功，不仅结束了北洋军阀时期长达16年的混战局面，增强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力量，也延缓了日本肢解东北的计划，维护了民族的统一。
    为增强民族抵御外侮的实力，推进国家近代化建设。自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扣，张学良在中国政治舞台中心活动了近8年时间，这8年里，除有近一年的时间下野出洋外，他先后在东北、华北、武汉、西北执政，所到之处，他极力推进国家近代化进程。在当时强敌已经入境，国难当头的情况下，近代化中对民族生存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军事近代化和工业近代化。张学良在东北期间修铁路，开矿山，建海港，买飞机，造军舰，建立海军，筹建空军，使东北军成为在当时所有的中国军队中军兵种最全、武器最为精良的一支军队。张学良为增强国力，曾组织人设计了宏大的建设新东北的计划，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推进近代化，必须有个前提，即民族独立。因为列强不愿意看到中华民族的强盛，不愿意看到中国走上工业化之路。毛泽东曾说过，“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8]（P1080）。因此，张学良宏大的建设新东北的计划在九·一八事变的爆炸声中化作了一股青烟。1934年，张学良考察了西北五省，又提出开发大西北，复兴民族的宏伟蓝图，这与当今中央开发大西北的战略不谋而合。
    为提高民族素质，弘扬民族精神，大办教育。民族素质包括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文化素质，是一种民族的资源和国力，它影响着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民族精神的形成，尤其是文化素质。一个民族的身体素质主要决定于人种的遗传，心理素质主要决定于民族的历史发展，文化素质决定于民族成员受教育的程度。很显然，前两个素质更偏向于民族的自然因素，具有稳定性，而文化素质则可以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通过教育的手段而提高。在这方面，张学良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的今日与外人比，当然是落后国家，其最大原因，即在教育落后”[9]。 “欲求民族复兴，根本上必从教育入手。”教育误国是“无形的，是潜伏的，所以这种危害是更可怕的。国家亡于教育，而不能自觉，而无法救药”[10]。所以他主政东北后自任东北大学校长，创办了东北空军学校、东北海军学校、东北交通大学，同泽中学、同泽女子中学等，并资助大批东北青年出国留学。1933年张学良下野出洋前，再三嘱咐东北军将领：“武要保存东北军实力，文要发展东北大学。 本人先后捐款近200万元，实在费了好多心血。”东北大学，“是东北的生命线”，“具有最深的国家民族意义”[11]（P288-289）。张学良不仅重视学校教育，还重视全民教育，主张“务使全国民众军事化，培植民众的生力”[12]（P213）。为了对民众进行国防教育，他在武汉举办航空展览， 自己亲自驾机进行夜间飞行表演。在西安仿照红军“抗大”创办王曲军官训练团。张学良办教育属于大教育概念，目的是为了提高民族的综合素质，他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效是显著的。中国空军创始于东北，平津一二九运动的先锋是东北大学的学生，西安事变的导火线是东北大学学生引燃的。
    为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消除离散力，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发动西安事变。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五次“凝聚力”与“离散力”尖锐同在的分裂局面。一是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二是南北朝时期，三是五代十国，四是南宋夏金辽时期，五是近代军阀纷争时期。这第五次分裂共分三个大的阶段，即北洋军阀混战、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和国共两党的内战，张学良的全部政治生涯是在第五次分裂时期度过的，而且他一直处于纷争的漩涡中心。三个阶段的结束又都与张学良有重大关系。上文提到的1928年东北易帜结束了北洋军阀的16年混战；1930年他出兵入关武装调停蒋冯阎李中原大战，结束了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1936年发动的西安事变一方面结束了国共两党的10年内战，一方面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这整个过程即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离散力矛盾运动的过程，张学良在这一过程中同各类民族离散力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1）反对背叛民族利益、背弃民族大义， 仰帝国主义鼻息的民族分裂主义，如评定石友三叛乱，反对袁金铠等人“东北独立”的斗争；（2 ）反对断送民族前途、出卖国家主权的投降主义，如反对屈辱外交，反对冀东亲日政权等；（3）反对不顾民族整体利益， 为争夺地盘和中央政权而进行封建割据的地方主义，如调停中原大战；（4 ）反对为一党私利、一党之见而不顾民族危亡进行内战的法西斯独裁主义，如为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国策，挽救民族危亡而发动的西安事变；（5）反对妄自菲薄、怀疑和否定民族力量， 不敢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民族悲观主义，如反对“唯武器论”、“七日亡国论”等。以上是张学良为消除民族离散力所做的努力，另外，他这一时期在凝聚民族力量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实践。（1）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与共产党领导人进行秘密接触，数次主动邀请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等到自己的防区密谈，商量救国良策；（2）为保存中华民族的国防力量， 与红军化干戈为玉帛，主动在陕北前线与红军停战，并出资资助红军；（3 ）为建立民族的领导核心，实行“西北大联合”，与红军、西北军结成“三位一体”，并筹划建立西北抗日政府；（4）为团结各阶层、各党派、 各团体一致抗日，为使民族的有生力量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将参加平津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接到西安，组成学兵队，有的聘为“顾问”加以保护，还主动营救入狱的民主党派领导人。
    张学良为中华民族写下的最辉煌的一笔是发动西安事变和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一笔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五次分裂时期画上了句号；这一笔使中华民族真正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国内赢得了合法的地位；这一笔勾销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执行了10年“攘外安内”的错误国策；这一笔将民族离散力抑制到了最低点，同时将民族凝聚力推向了以往近百年以来的最高峰。从此，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杆枪口开始一致对外，中华民族开始走上真正的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