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农业技术被称之为种子--水--化肥技术，这是对以生物化学技术为核心的绿色革命的简要描述。科学农业还包括另外一个方面，即机械投入。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为尼赫鲁所接受。印度早在1951年就开始在农业科研方面与美国进行合作，如合作建立农业科研机构等。科研和技术推广所需的大部分费用都由资助者尤其是美国的一些基金会承担。在国内资金缺乏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很难说尼赫鲁在农业科技方面能有多少作为。这从尼赫鲁对化肥生产等需要大量资本的农业技术的选择上可见一斑。例如由于化肥生产需要大量外汇，尼赫鲁对其态度就显得有些模棱两可，而他对发展大型灌溉工程项目却情有独钟。为什么同样是农业科技，尼赫鲁对它们的态度却不一样呢？如果我们从尼赫鲁的工业化战略来看这个问题，就比较好理解了。因为选择修建大型灌溉工程不仅可以使农业受益，而且可以通过水利发电促进工业战略。而电力是尼赫鲁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生产化肥不仅耗费资金和外汇，而且对非农产业无益，所以完全可以不发展。因此，尼赫鲁没有遵循美国国际发展机构关于加大化肥使用量的建议。他还以中国为例，指出化肥生产没有必要，"我们知道有些国家在过去几年中没有大量使用化肥，粮食生产增加也相当快。中国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中国在这方面的资源并不比我们多。同时中国对工业发展和重工业投资比我们大得多。然而他们的农业产量增加幅度却比我们大得多"[4]（P394）。 所以说尼赫鲁发展农业科技是从属于他的工业战略的，资本密集型农业技术只有在它同时也服务于工业时才可以被接受。在尼赫鲁看来，较为合理的土地关系结构加上可负担得起的科技就足以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由此可以看出，尼赫鲁尽管不反对使用农业科技，但他对其在发展农业方面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情况下，即使尼赫鲁有心发展农业科技，也不可能抽出更多的资金。
    四、尼赫鲁农业政策的失败及其原因分析
    60年代初期，印度的农业战略陷入了危机。第一轮土地改革以后，在土地最高限额和租佃制改革方面没有多大进展。合作社也没有像尼赫鲁预期的那样得到长足发展。而乡村发展计划涉及面太广，资金分摊到各个村庄以后已经很少，不足以产生任何实际效果，因此该计划到60年代末就不了了之了。更为关键的是，印度的粮食生产在1960-1962年基本停滞，在之后的两年内又进一步下滑。印度计划委员会预期在二·五期间印度的粮食产量将增加约30%，按照这一标准，到1961-1962年，印度的粮食产量应该达到9000万吨，而实际上只有8200万吨。更糟的是由粮价上涨带动的物价总水平每年增长6%， 即使是从美国进口粮食也不能抑制粮价攀升。这对承受通货膨胀压力能力很低的印度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尼赫鲁在他最后的岁月里（1963-1964年）对自己的农业战略感到很无助。他对议会说："我自然非常失望，在许多问题上，尤其是在我国农业的表现上……你们当然可以批评计划委员会、印度政府以及我本人和各邦政府，但最终的解决办法仍有赖于农民，即实际的耕种者，而不是对我们的指责"。在此之前，他曾对此做过解释说："印度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是农民。我们怎样才能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使他们不再墨守成规呢"。[7]（P123）然而不久以后， 他又批评政府执行的战略，"尽管我们知道农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却忽视了它"[7]（P138）。 在许多场合尼赫鲁都承认他领导制订的农业发展战略所包含的各项内容都失败了。
    为什么尼赫鲁的农业发展战略会失败呢？期间气候不尽如人意当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有两个因素却是最根本的：一是国大党上层意见不一；二是土改政策在推行过程中受到了既得利益者的抵制。
    印度国大党右翼是由邦里的实权派组成，他们在地方拥有巨大影响力，而尼赫鲁在全国范围内的威望无人可以匹敌。在这种情况下，右翼不能通过选举获胜取代尼赫鲁，但他们却控制着国大党的党组织，因此他们便采取另外一条战略来对付尼赫鲁及其左翼的政策。他们首先通过在国会内进行旷日持久的辩论以冲淡或者将政策扼杀在萌芽状态。如果此举不成，他们就联合其在邦一级的联盟抵制政策的实施。
    在尼赫鲁任首相期间，他的粮食部长们经常与他意见不一。其中一些部长因对农业政策持不同意见而辞职。政治分析家们评论说，如果想要在社会不发生革命性变迁的情况下，保证土地改革的成功就有必要自上而下实行"集权统治"。尼赫鲁的官方传记作者S ·戈帕尔提出了类似的意见。他把尼赫鲁在农业问题上的失败归因于"有显要地位却无权力，有治国之才却无力量"[6]（P301）。他说， 如果尼赫鲁采取激进措施，情况就会好些。[6]（P295 ）然而这样做在印度议会民主制的框架下是行不通的。
    在地方，土地关系的现实也从根本上妨碍了尼赫鲁农业发展战略的实现。根据印度宪法，农业立法由各邦负责，而邦上层政权则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他们从根本上反对来自中央的农业发展战略（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邦除外）。他们通过阻挠立法或者对其执行加以破坏等形式对抗土改。而从废除中间人制度中获益的富裕农民也多在邦内掌权，他们与以自耕名义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一起阻挠最高土地限额等土改措施。佃农和贫困农民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依赖于地主。他们要从地主那里得到佃耕地；要从地主那里获得消费贷款；通过地主同外界发生联系。因此，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有道德和理性上的双重含义。说它有道德上的含义，主要是因为他们之间有一种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之间的那种互惠关系。尼赫鲁的制度模式希望佃农在政府的鼓励下能够起来反抗地主，并向政府报告有关他做佃农的时间长短以及支付什么样的地租等真实情况。然而对农民来讲，起来反对这种庇护人--受庇护人的关系是很难的。因为地主往往掌握地方权力，且地方警察局和村级官僚均来自高等种姓。他们能够联合起来对付属于低种姓的农民。因此，佃农做出保持沉默的选择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一种理智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