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的二十七年间，中国史学界似乎从来就没有平静过，总 是处在惊涛骇浪之中，随着全国政治运动的反反复复，史学界中的运动也此起彼伏。（ 注：对于史学界相关的状况，参见周朝民等编著《中国史学四十年，1949-1989》（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949-1989》（北京：书目 文献出版社，1989），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6）。）1958年经济上“大跃进”的狂热也波及了史学界，因而掀起了“拔白旗，插 红旗”和集体搞科研的运动，在陈伯达、戚本禹等人的倡导与号召下，一场所谓的“史 学革命”迅速展开。“厚今薄古”、“打破王朝体系”、“打倒帝王将相”、“以论带 史”等口号，在史学界沸沸扬扬。当时作为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的翦伯赞，“对此十 分忧虑”，（邓广铭《值得我们学习的几件事》）[1]（19-20）而他又是全国史学界的领导 人物，“想把全国史学界的方向道路问题、学风问题把握好”，（张芝联《我认识的翦 老》）[1]（73）因而他针砭时弊，奋笔直书，分别写出了《历史科学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 争》、《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目前史学研究 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等一系列文章，（注：分别刊于1958年7月15日《人民日报》、19 59年3月《新建设》（后又刊于1959年3月28日《光明日报》）、1959年《红旗》第十期、 1962年5月《江海学刊》）。试图对当时史学界的狂热加以净化，极力宣扬历史主义的观 点与方法。1961年3月以后，在编写历史教材的时候，他以历史教科书编选组组长的身 份，又写出《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等文章，作为编选教科书的纲领性文件 ，很好地贯彻他历史主义的思想。他本人主编《中国史纲要》，而他与郑天挺先生主编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郑老自己又主编《中国史学名著选》以及其他的历史教科书， 都可以说很好地体现了历史主义的观点，这样使他和其他史家宣扬的历史主义思想不致 流于空泛，同时也是对“史学革命”一次很好的回击。因为本人掌握资料的关系，故本 文以《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和《中国史学名著选》为中心，对这次教材编选的背景、特 点以及相关的内容加以阐述，进而试图把握六十年代初中国史学界的状况及相关史家的 心态。
    一、背景与原则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以后，翦伯赞先生就任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而原来的系 主任郑天挺先生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系主任。郑老和翦老解放前并不认识，解放后由相 识、相知到互相合作，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傅同钦、克晟《记1961年文科教材会议 一兼忆翦老与郑老》，第100-103页）[1]郑老在北大执教多年，又有十八年北大秘书长 的经历，弟子门生遍天下，在北京以至全国史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翦老作为马 克思主义新史学的代表，代表新中国史学研究的新方向，所以在建国初期的史学运动中 ，翦老总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以领袖的身份号召群伦。六十年代初历史教材的编撰 ，使二老交往渐多，终成朋友。
    关于历史教材以及其他文科教材的问题，建国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为政界和学界所 关注，“一九五三年九月的综合大学会议、一九五四年七月的文科教学研究座谈会、一 九五六年六月的教材会议，都有过不少讨论。”（郑天挺《自传》，第709页）[2]翦老和 郑老作为历史学界的重要人物，都参加甚至主持了有关的讨论，所以如何解决教材问题 成为当时学界的一大任务。1958年前大多照搬苏联的，而在1958年的“史学革命”的狂 潮中，大学里不断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搞教材，甚至让没有学过那门课的学生来编写教材 ，“一门课的教材许多学校在编写，反复在编写。”（周一良《纪念翦伯赞同志》，第1 2页）[1]课程内容则经常变动，教材修改频繁，年年改，时时改，少则一年改一次，多 则一年改数次，让大学师生无所适从。大学里的混乱不止于此，学生还用机械的、标签 式的“阶级观点”教育他们的老师，在“厚今薄古”的口号下，主张历史学要为现实政 治服务，同时轻视历史学的基本训练。面对这种情况，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吴晗 等等纷纷撰文，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对“史学革命”进行了批评。郭沫若指出打破 王朝体系，简单地把王朝抹掉是反对历史主义，“显然是不对的。”[3]吴晗连续发表 了《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厚今薄古和古为今用》、《论历史知识的普 及》和《如何学习历史》等文章，对此进行批评。翦伯赞这一时期在史学理论界则最为 活跃，连续发表七八篇论文，探讨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而对于大学编写教材的问题 ，翦老也相当有意见，“他主张教材编好以后，应当实践使用，稳定几年，在这期间抓 紧重要问题的研究，取得研究成果以后，回过头来在修改教材。”（周一良《纪念翦伯 赞同志》，第12页）[1]北大历史系师生结合，1960年以后，也打算编写一部中国通史， “可是师生之间关于社会分期问题争论很大，闹得不可开交，以至无法进行下去。”（ 邓广铭《值得我们学习的几件事》，第16页）[1]北大如此，全国的情况就更糟，这样教 材作为高校一个大问题亟待解决。
    1958年的“大跃进”，给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都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接下 来的经济大萧条，使得中央不得不调整政策。1961年初，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对整 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工 作，也深感高等学校教学秩序混乱，教学质量严重滑坡，提出要解决高等学校的教材问 题，文科、理科都要解决，这样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具体 主持，开始了文科教材的编撰工作。1961年3月，文科教材编写组的预备会议在北京召 开。4月，正式召开文科教材会议，周扬在报告中对1958年以来的教育界存在的问题一 一进行了分析，如“红与专、政治与业务、书本知识与活知识、论与史、古与今、中与 外、文与道的关系”都加以剖析，（田珏《翦老活在我心中》，第119页）[1]提出“不抓 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做到“党与非党合作”，为学术界开创一中良好的风好 ，（第335页）[4]清除1958年以来的混乱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