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六十年代的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以具体的行动对1958年的“史学革命”进行 了有力的回击，对于“史学革命”所提出的口号--进行反击，最终取得了应有的成绩 。而在人员的使用上，实际上也是对“史学革命”的否定。“史学革命”中，提出不要 先生，不要专家，而1961年的文科教材编纂，组织的都是全国第一流的专家，编选者皆 是某方面或某断代的最为权威的学者，实际上是专家著述，与1958年学生教育老师，群 众领导专家的做法自然是一种否定。
    四、余论
    1961年4月开始的文科教材编纂，到1966年“文革”前，共编出大学文科教材五百余本 ，而历史类教材也有五十余本。事实上，1965年底，编撰者就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 当时戚本禹在《红旗》13期上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不点名地批评翦伯赞、吴晗 的历史观，主张历史研究危险是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1966年3月24日，戚本禹 在《红旗》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把翦伯赞的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说成是“两 篇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文革”一开始，文科教材办公室就被撤销，自然教材 的编撰计划就全部停顿。翦伯赞及其历史主义又成为被攻击的靶子，思想被批判，人身 亦受到攻击，最终翦老于1968年12月，以死抗争，表现了一代史家不屈的风范。“文革 ”以后，《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和《中国史学名著选》等文科教材相继得以完善和出版 ，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大学生学习的主要教材，使其价值得以体现，至今依 然值得学术界重视。
    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这次历史教材编纂的前后时代时，我们不能不慨叹老一辈史学 家的艰难与不易，在政治与学术混为一谈的时代里，政治挂帅、统治一切的时代里，学 术也只能庸俗化，只能依傍在政治的臂膀里，苟延残喘。学术失去了空间，失去了应有 的自由，苍茫大地上只有一片萧条，何来万紫千红的学术春天？好在这样的时代已经过 去，改革开放以来，真正迎来了学术的春天，当今中国的学术正沿着应有的规律，向前 迈进，在世界学坛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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