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老提出这个编选原则以外，也列出了16条意见，供郑老参考。郑老结合翦老的意见 ，最后写成《关于编辑<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的初步意见》，刊登在《文科教材编选工作 通讯》十一期上。这就作为编选《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的原则，同时也适用于《中国史 学名著选》的编辑。
    这两套书采取的是丛书主编统筹规则，制定原则，最后审定稿件。各分册主编负责每 册书的《编选说明》，具体的编选、注释工作。翦老主要负责《中国史纲要》的主编工 作和整个历史教科书原则问题的把握，对于这两套书主要由郑老负责，不过，在大的原 则问题上，郑老总会与翦老商量，告知翦老，或征询翦老意见。
    尽管是全国教科书的编选计划，而且是在中宣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项目，但是当时 参加者还是颇有顾虑，在编选资料的过程中，郑老将这种顾虑归结为“四怕”：
    （一），怕选帝王：《史记》、《汉书》都不选汉高祖，《三国志》只选曹操，不选刘 备、孙权；（二），怕选贵族将相：《后汉书》不选窦融、马援（怕有功的外戚），外戚选 了梁冀；《史》、《汉》不选萧何、韩信，其他书也都不选名将名相；（三），怕诬蔑少 数民族；《后汉书》选例，在标准的第一条就是“少数族历史另有专辑，不录”，实则 并无此专辑；（四），怕犯错误：《史记》不选《伯夷叔齐列传》，实则经过批判的人更 应该知道他们的历史。（郑天挺《关于编选<中国史学名著选>之意见》1961年8月15日）[ 5]（509-510）
    经过了“反右”和“史学革命”的冲击，编选者心有余悸，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尽 管郑老也经受了冲击，但是他还是秉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负责的精神，通过信函努 力消除编选者的顾虑。
    作为主编的郑天挺先生，相当认真负责。因为两套书都是为大学教科书性质，所以在 编选过程中，主编要考虑所编出的书，是否利于教学，同时还考虑到学生的购买能力。 而且因为当时教材匮乏，各校要求迫切，所以又要求进度较快。如郑老1962年7月27日 致函中山大学董家遵先生：“《隋唐五代史参考资料》闻尊处甄选已毕，略加简注即可 完成，至深钦慰。现各校需用孔殷，催促颇亟，尚请于八月底以前交下，以便可以克期 出版。”（《函董家遵1962年7月27日》）[9]（519）从1961年4月开始，各校就开始两种资 料的编选工作，最快者六、七月间就已经完稿，在1966年“文革”前，《中国通史参考 资料》已完成古代部分第一、二、三、四、八册，近代部分亦由龚书铎先生编完上、下 二册，并且得以出版。《中国史学名著选》则出版《左传选》、《汉书选》、《三国志 选》、《资治通鉴选》四册。其他未出版的书，也大多完成了。
    当时编选资料固然是为了大学教学的需要，但参加编写的史学家并非止于此。1962年4 月，郑老与翦老商量后，历史组决定编写中国断代史九种。为此郑老特别准备信函如下 ：
    此间近有编辑中国断代史计划，分九册，每册三十至三十五万字，定名为××史纲要 。内容、论点及编排，全由主编者自定。九册只求衔接，不求论点一致。合之可以成为 一套断代史，分之亦可以独立各成一书。期以两年半完成，一九六四年出齐。其中（（史 一册，咸推吾兄主编。九册分期如：……如有不妥，尤盼教正。（《致中国断代史诸主 编》，第516页）[5]
    遂决定各册主编如下：徐中舒《先秦史纲要》、翦伯赞《秦汉史纲要》、唐长孺《魏 晋南北朝史纲要》、汪《隋唐五代史纲要》、邓广铭《宋辽金史纲要》、韩儒林《元史 纲要》、傅衣凌《明史纲要》、郑天挺《清史纲要》、昭循正《民国史纲要》。九部断 代史的主编，皆参与了当时的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汪篯与邵循正先生参与了翦老主编 的《中国史纲要》，所以九种断代史的编选计划，可以说是教材编写的继续。可惜因为 不久政治气候的变化及随之而来的“文革”，使得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变成现实。
    作为历史组副组长的郑天挺先生，当时除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和《中国史学名 著选》外，亦过问其他的编撰事宜。如《中国历史文选》由周予同先生主编，其间周先 生与郑老往为书函数度，征询意见，商榷相关的编选事宜。若1961年8月25日，郑老致 函周先生：
    顷上海寄来尊选《历史文选》清样，注释精确扼要，而解题尤见概括之审，非淹贯大 师不能办此。拜服拜服。《史通》校注之想，弟怀之四十年，性既疏惰，旧时又奔走衣 食，不能得善本，蹉跎无成；近已嘱杨翼骧为之。浦二田于刘书诵习尚熟，但识见太陋 ，且有妄改处，诚如尊论，实不足观。刘子玄书有创有因，有批判，有继承，学者多赏 其创而忽其所因，遂疑刘氏之前无史学，非笃论也。然刘氏于因袭前贤处，既未一一说 明，非饱学如兄莫能抉示，此则尤盼随时见教者也。（《函周予同1961年8月15日》）[5] （511）
    在现存保存郑老的信函中，有周予同先生于1961年9月11日、11月27日和1962年1月8日 致郑老的信。如1961年9月11日的函中周先生言：
    接八月四日手教，深感老友关怀之深，敬先致谢意！《中国历史文选》上册已交中华书 局付排，如按口头约定，九月开课当可有书。下册因保证教师休息，只有初稿，尚须大 力修改。其中选目，尊见甚是。现已与同志们协商，将谭嗣同、严复二文抽出，改选顾 炎武、钱大昕、赵翼三家，惟选何篇，意见尚未一致。兄有高见，肯即示知。（《周予 同1961年9月25日》）[5]（532）
    可见，郑老对《中国历史文选》的选目内容亦提供意见，并且担当审稿任务。而当时 与负责《世界通史参考资料》编选的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亦有书函往来，了解相关进度 及内容。
    由上可知，作为丛书主编，具体负责以下几方面的事情：制定编选原则，明确编选方 针与目的；统筹全书规划，协调各书内容；审查各册内容，使之做到既符合历史事实， 又适用于当时学生的需要。而当时由资料开始，到编选断代史纲要，实际上有一揽子计 划。从组织形式来讲，这是建国以后，全国史学界大规模的一次合作，是一次由上而下 的由中央统一安排，统一调配，用行政命令式的，完成国家的计划，这是计划体制下所 进行的科研活动，其计划性、政治性、紧迫性是其明显的特点。在当时的时代下，教科 书的编撰，政治的需要是第一位的。与当今个体申报项目，国家拨给经费，定期完成任 务的模式是完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