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历史组会议的有翦伯赞、郑天挺、周一良、齐思和、邓广铭、杨向奎、黎澍、陈 翰笙、白寿彝、杨生茂等，历史组除以上学者外，尚有唐长儒、方国瑜、蒙思明、金应 熙、何兹全、傅衣凌、黄云眉、韩儒林、尹达、马长寿、冉昭德等等参加。会议以翦伯 赞为历史组组长，郑天挺、周一良为副组长，田珏为秘书。会议拟定了历史系大学生的 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读书目录，印发全国高校。并决定了一系列历史教材的编写计划。具 体项目有：黎澍主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史学概论》，郭沫若主编 《中国史稿》、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周一良、 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郑天挺主编《中国史学名著 选》、吴于廑主编《外国史学名著选》、白寿彝、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翦伯赞、 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参考资料》和《外 国史学史》等等。（田珏《翦老活在我心中》，第120页）[1]会议以后，各项工作就相继 启动，一直到“文革”开始前的五年时间里，编选出来许多教材，对于中国高校教学与 学术研究，都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使得建国以后关于教材的编写终于得到部分落实 ，而且历史学的教材比较好的贯彻了翦伯赞等宣扬的历史主义思想，因而可以说是历史 主义对“史学革命”一次成功的否定，尽管“文革”开始以后，历史主义又再次被打倒 ，但通过教材的编写，在中国史学界已经生根。而这次教材的编写，是“文革”前中国 史学界少有的几次建设性的合作，因为建国以后，中国的学术界一直倡导“破旧立新” ，但更多地在“破旧”，大批判性的学术活动席卷全国，“批胡适”、“批胡风”、“ 反右”、“大跃进”，都重在推倒学术界既有的一些传统与思想，而真正“立”的东西 很少，尽管当时也出版过一些史料，（注：如1952年到1961年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 刊》，1956年由吴晗组织标点中华书局出版了《资治通鉴》等等。）但这些东西都淹没 在学术界一浪接一浪的大批判之中，六十年代初教材的编写，则是“立新”的一次很好 的尝试。
    翦老在这次教科书编写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组织上都功不可没。计划制定不久， 翦老就写了《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从理论上清除1958年以来“史学革命 ”在思想上造成的混乱。文章分八个部分，分别探讨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 国际关系的原理，主张历史研究要用发展的观点、全面的观点，同时对如何处理人民群 众与个别历史人物的关系、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史与论的关系等一直困扰史学界的 问题进行了梳理。1961年7月最初发表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内部刊物）上，11 月《文科教材编选工作通讯》（内部刊物）刊出，12月22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23日 ，在吴晗主持下，北京历史学会对此文进行了大讨论。（张传玺《一代史学家与出版家 的革命情谊--记翦伯赞与金灿然的交往》）[1]（208）这篇文章刊出以后，立即在史学 界引起极大反响，被称为“史学界的‘高校六十条’”。（田珏《翦老活在我心中》， 第121页）[1]这自然是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的纲领性文件，当然也是其他历史教 材编选指导性的文件。文章中，翦老对1958年以来的“史学革命”一些混乱的说法，一 一清理，很好地阐述了他的历史主义的思想。当然也是《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和《中国 史学名著选》编选的原则。郑老学风一向以务实求真著称，对于翦老的观点，郑老自然 是心有所肯的。下面就以《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和《中国史学名著选》为中心，具体探 讨相关的问题。
    二、组织结构：翦老总其责，郑老专其事
    六十年代初，历史教材的编撰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翦老除主编《中国史纲要》 外，还统筹其他的计划。郑老则具体负责《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与《中国史学名著选》 的编选工作。郑老在教材会议后，为了工作方便，就一直住在北京，直到1963年夏，工 作基本结束，才返回天津。1961年4月教材会议指示和分配任务后，各段负责人于七月 六日和七月十九日开了两次小组会议，彼此交换意见。8月，郑老草拟了《关于编辑<中>之意见》，对于《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编选之对象、原则、目的作了 说明与规定。指出此套书主要是给历史系本科生作参考教学用的。内容选择上有四条要 求：
    1，系统地选择比较完整（具有首尾）的原始资料，（不选论文，可以加考古报告、调查 报告）；2，只有在缺乏完整资料时，如古代的、隋以前的、经济的，才纠集零散片断的 资料；3，尽量多选时代较早的文献，不用转手资料；4，资料只许删节，不许改动（除 了某些少数族名称如獠、猡、猺）（《关于编辑<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之意见》，1961年8 月14日）[1]（505）
    可见，核心原则是尽量用原始材料，而且要保持原样，不作人为删节，而选择的原则 是“注意资料的阶级性、真实性和典型性”，这个原则并非一定得执行，所以又特别加 了一句“只是提注意，而不是贯彻，不是统治阶级的资料不收”。而目的是两个：“一 ，充实历史知识，接触更多的文献；二，训练阅读能力，不断地阅读文言文。”（《关 于编辑<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之意见》，1961年8月14日）[5]（505）
    郑老起草这个《意见》以后，与翦老商量，翦老1962年3月，在苏州编写《中国史纲要 》时，写信给郑老，其中有言：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是为讲授和学习中国通史教科书作参考用的。要针对教科书中 提出的历史事件、人物和典章制度选录资料；但不要受教科书的限制。可以超越教科书 的范围，选录一些足以说明重大历史问题的资料。这些重大历史问题是应该写进教科书 而没有写进教科书的。通史资料不只是消极地注释通史，最好能发挥积极的启发作用， 帮助学生从具体史实去认识规律和特点，让他们不仅知道得出结论，并且知道如何得出 结论。[4]（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