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口述史料的可靠性
    口述史学是建立在通过访谈获得的口头史料基础上，而口述史料来源于受访者的个人 记忆。这里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口述史料可以作为凭证吗？即记忆的可靠性与代表性 问题。记忆不可避免会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与事后解释的偏见。而且口述史料更由于记 忆的不精确性而大打折扣。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常常会出现混乱甚至记忆消失。可靠 性无法确保又何来代表性？那么对建立在口述史料基础上的口述史学的意义问题的怀疑 是毫无疑问的。
    对口述史料价值的认识，口述史学家处于不断反省之中，并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2 0世纪上半叶口述史学家收集口述史料仅仅为了更全面地展现历史。而到了70年代，口 述史学得到迅速发展，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口述史学家已不单单把口述史料作为一种工具 ，而是将口述史料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从中挖掘出研究的新视野、新领域以此拓展历史 研究。
    任何口述者都生活在一定的时空中，或多或少的主观因素在他们追述历史中不可避免 地被加入。而且口述者在追述记忆时，往往是有选择地回忆以及有选择地叙述他们认为 有意义且无损他们形象的那部分记忆，由此削弱了口述史料的真实性。的确，他们的口 述史料所反映的也许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因为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 主要的区别在于口述史料是经过口述史学家与口述者双层主体选择后形成的。这样在口 述史中，历史主体已不再只是历史学家，而且还应该包括受访者。而文献史料的特点在 于“它是历史认识主体认识范畴内的历史过程”，且文献史料并未因具有主观因素伪造 的内容而被否定其全部价值，也就是说文献史料体现的客观性也是“历史认识领域内的 客观性”（注：陈启能、于沛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 9年版，第23页。）。那么口述史料则是口述历史学家主体选择与口述者主体认识、主体 阐述范畴内的历史过程，相应的，口述历史的客观性也体现在口述史学家与受访者历史 认识领域之内。在认识了这一点后，应该稍稍减少对口述史料抱有的偏见。
    不仅如此，与文献史料相比，口述史料是直接来源于具体的口述者。这些口述者是不 同社会层次而文化修养有着巨大差异的群体与个人，他们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视觉角度和 感受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从而对同一件事情拥有不同的记忆。他们的社会地位、价值取 向、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生活环境、时代特征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他们的口述 史料中。口述史学家由此可以在第一手口述史料中剖析形形色色的主观因素以及形态各 异的历史观，还可以研究：人们是怎样回顾过去的，他们回想起了什么，又遗忘了什么 。当口述历史学家把一系列口述史料连贯起来，进行比较研究时，重要的已不仅仅是口 述史料它本身所表达的史事本身，而且是一种社会心理、思维方式等精神内容的发展过 程，以及与产生这种精神历程的特定时代、特殊环境的关系。正如美国历史学家J·托 什指出的“口述史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不是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群体政治意图的表 达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如何形成的。”（注：[英]约翰·托什：《 口述的历史》，《史学理论》1987年第4期。）这就是现当代口述史学家对口述史料价值 认识的质的突破，口述历史从而也可以成为解读现当代人对现当代的解读。这里很明显 可以看出传统史学嗤之以鼻的主观因素回到了历史科学，大胆的举措推进了历史的质变 ，而口述历史正是由于其主体性成为历史这一质变的直接实践者。
    口述史学工作者荣·格雷尔（Ron Grele）曾从制衣行业的角度对纽约犹太工人阶级进行 了两次访谈并作了比较。两次访谈具有相同的背景，但两者表达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格 雷尔联系两位受访者截然不同社会经历，分析、解释了两位受访者截然不同的观点形成 的缘由。梅尔·杜宾是移民后代、熟练工人、工会组织者。他在描述个人经历、邻居、 工会以及服装行业时，表达了同样的荣辱兴衰的模式，即历史是为了谋求进步而进行的 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有失败，但总是循序渐进的。而另一位受访者贝拉·平库斯与梅 尔·杜宾类似的是她也是移民和激进分子。但是历史在她看来，不是循序渐进的，而是 一系列的戏剧性的插曲，有富裕的地方，也有贫瘠的地方。在具有相似的背景资料的两 位受访者的不同的说法却又是极其接近他们各自的经历。梅尔靠熟练技术在辛酸、激烈 的竞争生活中谋生立足；而贝拉在十几岁就从波 兰落后的农村移居到大城市纽约时，这个新兴城市使她大开眼界，不仅促使她不断比较 两地的生活，而且一直影响到以后的生活，始终以两者比较的模式描述世界与历史（注 ：参见[英]保罗·汤普逊著：《过去的声音：口述史》，第296、297、295页。）。
    事实上许多非口述史学家的观点也不断证实口述史料的这一价值。牛津大学的卢卡斯 教授在接受访问时说：“我认为对传统的经验主义的历史研究来说，历史家必须仔细倾 听过去的人是怎样讲述的，并根据历史人物所处的环境和时代做出解释。历史家应当去 理解为什么他们那样说，并使用那种语言，他们的行为如何在那种历史环境中具有历史 意义。”（注：参见[英]保罗·汤普逊著：《过去的声音：口述史》，第296、297、295 页。）
    早期的口述史学工作者在他们面对文字史料与口述史料之间出现互相不符的情况时， 往往放弃口述史料而以文字史料为准。在对口述史料重新认识之后，口述史学工作者就 不会作出轻率的决定。因为两者不符不意味着文字史料一定比口述史料更正确。正如汤 普逊所说：“访谈可以揭示出官方记录所掩盖的真实情况。或许，分歧恰恰说明，从不 同的立场出发，两者描述共同为真实的阐释提供了活生生的线索。”（注：何平：《法 国大革命与历史研究--访牛津大学卢卡斯教授》，《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
    正是由于人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主体，而人又是复杂各异的，历史已不单纯是客观的物 质世界，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建立在这些关系之上的各种社会机 构及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渐形成的风俗习惯、民族特性、文化传统等属于主观范畴的精神 方面内容，所以如果历史学家希望深入了解某一历史时代或某一历史事件，就不能忽略 对历史事件、历史时代产生或大或小影响的上述精神方面内容。随着史学自身不断发展 ，史学家已愈来愈认识到这一点，精神领域的了解与研究也日益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探索、实践这一领域的研究。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口述历史与其他史 料一样，对历史往事的再现无法做到不受主观影响、完全真实，但口述历史所表现出来 的独特的叙述方式与记忆的主体性在揭示大众的精神领域有着独特的作用，实现了展示 史料背后的另一种“史实”。
    一言以蔽之，口述历史的主体性非但没有偏离历史学家对于真实历史的追求，反而反 映了历史生产的真实过程，而这也就是历史学家求真求实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