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类采访对象是知青中的民间领袖，他们不是官方树立的典范，而是在“文革”结 束后风起云涌的知青返城风中脱颖而出的人物，所谓“时势”造出的英雄。这些来自民 间的知青，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焕发过夺目的光彩，一旦大潮退去，他们又回落民间，归 于平凡，而且，目前的状况也比较艰难。
    第三类采访对象，是一些默默无闻的普通知青。说他们普通，是因为他们的经历与大 多数知青如出一辙，下乡、返城、下岗（或退休），经历的是一样的人生三部曲。但这样 的经历是典型的，在他们的种种坎坷与苦难中，浓缩的不只是知青，而且是几代中国人 的宿命。
    口述方法之于知青史研究，究竟有哪些价值？
    首先，它给研究开拓了新领域、扩大了新视野，补充了大量的新资料。它使少数人把 持的史学从象牙之塔中走出来，接近民众、接近现实，把握时代的脉搏。历朝历代的历 史、包括文献档案史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除了极少数“漏网之鱼”的野史笔记以 外，主要是由统治者来写的，代表他们的利益，反映他们的意志，而真正来自民间的话 语则几乎被忽略或者窒息。口述方法，使普通百姓参与了历史的创作，使人们在领教雷 霆万钧的“主旋律”之余，还能倾听到来自民间的娓娓絮语。我所采访的这些人、这些 事，许多都是文献史料中略而不计的。他们的回忆，使我们得以从民间的立场返观历史 ，而他们的叙说，也难免与舆论的操纵者迥异。换句话说，口述虽然只是一种方法，它 的繁荣，却足以给历史提供更加多元的视角，更加宽广的场地。
    口述的方法，对鉴别文献史料的真伪也有重要意义。对文献的“偏爱”，可以说是我 们史学工作者的本能，不过，对它的局限，我们的理解可能也深一些。我们在跨入史学 门槛之初，老师就要讲陈垣老的校书四法--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就是 通过多种校勘方法，察知文献真伪，辨明记载正误。但只是从文献到文献的考辨，还是 不够的。口述方法的运用，有助于发现历史文献的错误。我当年在《中国知青史--大 潮》一书中，专门写了《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一节，但是，到那时为止， 所依据的还只是文献资料，没有接触到一位在新疆生活过的上海知青，更不用说“阿克 苏事件”的亲历者甚至欧阳琏本人了。这种局限给我留下了诸多缺憾。信息的单一，直 接影响到我对欧阳琏的了解。《知青史》中关于“阿克苏事件”中的欧阳琏，这样写着 ：“总指挥是十四团的欧阳琏。他是个残疾的青年，已离婚，留下的一个孩子也送给了 别人，身体不好，人称‘半条命’。他自告奋勇站出来，要众人听他的指挥……”这段 话的前两句，根据的是当时的官方档案，没有想到却错误百出。后来得知，欧阳琏既非 残疾，也没离婚，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上海知青，因病英年早逝，没有留下孩子，所谓“ 半条命”更无从谈起。多年后，当我面对面采访欧阳琏之后，才算弄清了他的身世和事 件原委。
    长期以来，史学的主要工作方式，是钻“故纸堆”，是人与物的交往。人是活的，物 是死的，只要一味钻研下去，能够有所发明，达到所谓“物我两忘”的境地，也会产生 一种飘飘然的快感。不过，长期与“故纸堆”打交道，对人对事的判断也难免偏激，或 者把复杂的现象简单化。这个道理，是我在做知青口述史的过程中逐步悟出来的。与利 用文献治史不同，口述史的工作方式是人与人的近距离接触，双方的关系是平等的，感 情上是互动的，受访者的一颦一笑一悲一喜，在采访者的心中都会卷起涟漪。
    “文革”中间和“文革”以后，主流媒体关于知青典型的报道是截然不同的，好则好 到极点，符合“高大全”的标准，坏则坏得流浓，简直千夫所指，臭不可闻。不同的时 代按照不同的政治需要把他们塑造成不同的“典型”。但那个被打上时代烙印的样板， 与坐在我面前接受采访的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又有多少相同之处呢？
    过去我写《中国知青史》，对知青典型，从整体上是把他们看作“政治工具”，从个 体上是把他们视为简单的“政治符号”，观念保守、思维僵化、缺乏个性、甚至“头上 长角，身上长刺”，似乎就是他们的共性。这样一来，书中留给他们的就只有揭露和批 判了。一旦我作口述，与他们近距离接触，并且成了朋友，就发现以往的看法太片面。 典型也是人，有他的喜怒哀乐，优点和缺点，极富个性的方面。
    柴春泽，一个极左路线最猖獗年代红得发紫的知青典型，在我的《中国知青史》，曾 无情地将他称为“有写信癖”的人。通过与春泽的交往，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朴实而 且循规蹈矩的人，思想上的拘谨可能有一些，但绝对是个好人，工作认真到了极点，每 天早到晚退，同时当着许多班的辅导员，被人们看作“活雷锋”。他当年领着知青在玉 田皋种的稻子，如今扩大到了数万亩，仍在造福一方。采访增进我对他的了解，经历、 观念、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不再重要，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有一次吃饭，我开玩笑说： “你是极左，我是极右，咱们现在坐到一块了。”他给我打电话，也是一口一个“大哥 ”，挺亲的。
    刘继业、吴献忠，都是柴春泽当年“一个战壕的战友”，辽宁的著名知青典型。“文 革”结束后他们同遭牢狱之苦，还被开除了党籍。如今的刘继业，已是一个大型国营企 业的中层领导，这里有周围人的宽容与帮助，更有他本人的勤奋与执著。吴献忠至今仍 坚持共产主义的信念，自称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她最大的一个理想是，将来有机 会在沈阳盖一座知青大厦，里面有优质的服务、低廉的价格，有钱的知青来，没有钱的 知青也请进来。你可以认为这个理想有点离谱，却不能怀疑她的真诚。在一个铜臭熏天 的环境里，这样真诚的想法不是很可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