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生，当年因交“白卷”而名满天下，1976年又在政治舞台上红极一时，为此，他 在“文革”以后蹲了19年的大牢。出狱后下海创业，整日忙得不可开交。他大龄结婚， 孩子的身体不好，成了他的一块心病。虽然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但他还是惦记着一同落 难的老领导，说将来有了钱要去看看他，资助一下。讲义气，重友情，这是张铁生为人 很真实的一面，而这一面在文献中又怎么能有反映呢？
    口述方法可以补史，可以证史，可以修正甚至改变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这就是它的价 值所在。但是承认它的价值，并不意味忽略它的缺陷和不足。口述中包含各种不真实成 分，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时间久远，受访者记忆出现偏差，如记错了时间，人物张 冠李戴、事件因果关系错乱等。受访者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回溯历史，犹如带着一副变色 镜眺望远处的山景。
    文献记载是稳定的，一旦形成白纸黑字，就能千古不变；口述则是流动的，一次性的 ，同样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面对不同的对象，他的口述可以衍化出许多的 版本。哪个真？哪个假？哪个假作真时真亦假？除了遗忘造成的失忆外，选择性记忆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我采访吴献忠，是通过刘继业的介绍，献忠特意从抚顺赶到沈阳。第 一印象，人很瘦，眼睛大大的，一副饱经风霜、受苦受累的样子。开始的场面比较拘谨 ，对我送的《知青史》颇“不感冒”，用她的原话：“不用看，也知道里头怎么写的” 。这当然是指有关她的部分。关于那段历史，她本来不愿意多谈。我说：愿意不愿意谈 ，是你个人的事情，但是你成为一个历史中的人物，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关于那段历 史，你说有许多不真实的报道，那么真实的是什么？你不讲，别人又怎么知道？再说了， 将来还要有人研究这段历史，你不讲，后人只能根据文献的记载。这番话，可能打动了 她。但采访的结果，关于1978年她在政治上最活跃的那段，还是简简单单几句话带过。
    这让我联想到知青回忆录中的“失忆”现象。有些失忆，是无意识的，有时则是有意 识的。许多受访者和回忆者，在谈到对自己不利的情况时，采取回避、推卸或轻描淡写 的态度，也是人之常情。
    我还采访过这样一位知青，第一次采访，他给我讲了一大通故事，很生动，第二次采 访，他重提这段历史，却换了另一个版本，我不禁一楞：“您这次说得怎么跟上回不一 样啊？”没想他轻轻一乐：“哦，上次讲糊涂了，掺了不少小说的内容”。我只好追问 ：“那这一次可是真的了？”“那是当然……”还有一位知青，给我讲他被强制送往新 疆的经历，在我整理的录音稿里清清楚楚印着这样几句话：“也就是在我去新疆的第二 年，我母亲哭瞎了眼。她是45岁时生的我，我是她的老儿子，同年她就积劳成疾去世了 。”过了些日子，我和这位老兄还有他的几位朋友聚在一起吃饭，大概是酒精起了作用 ，在谈到崇文区红卫兵抄一资本家的家，女孩子操刀反抗被活活打死时，他嘴里忽然冒 出这么一段触目惊心的话：“我到新疆没几天，□□□中学的红卫兵来抄我家，我哥那 年24岁，手里抄起一个擀面杖，护着我妈说：谁敢动我妈一根毫毛，我就跟他拼了！没 想到一个红卫兵从身后给了他狠狠一棍子。一声没吭，就倒了。一顿乱棍，把我妈和我 哥都打死了……”“文革”初期血雨腥风中，红卫兵在北京城里抄了多少人家？打了多 少人？死的至少也有几千口吧，能够像他哥哥那样挺身护卫老母亲的能有几人？！我不禁 对他死去的哥哥肃然起敬，又不解地问：“你哥哥是英雄啊，应该青史留名的，你为什 么要隐瞒那段历史，说你妈是病死的？”他显得很不好意思，指指身边那位跟他共了几 十年风雨的老哥们：“我们家的这事儿，对他都没说过。”他还告诉我：哥哥死后，嫂 子改嫁，遗腹子送了人，改了姓，如今长成大小伙子，还不知道他爸是怎么死的。领红 卫兵抄他家的那人，竟是他从小练跤的跤友，居然不知道那是他的家。这事让他至今悔 恨不已：“如果我当时在场，他一挥手就能把那帮小子招呼走。这是灭门之灾啊，就是 因为他们把我送了新疆……”我提起这件事，是想说，口述者的虚拟有着复杂的原因， 但至少在现实中，专制主义造成的恐惧阴影，仍旧是妨碍受访者实话实说的一个原因。 口述者文过饰非，选择性地讲述他想要讲的东西，隐瞒他不想说的部分，这就使口述的 真实性打了折扣。
    口述方法的不足，不仅在于受访者的“虚拟”，还在于有意删去某些真实，从而将变 了味的故事讲给大家听。我采访的一个女知青，有一个非常隐私的事儿。她跟农民结婚 ，按我过去的理解，那原因再简单不过了，一个是出身不好，一个是生活太艰难，没有 别的东西了，可她谈到这个问题，却说那么早在农村结婚，跟当初的性经历有关。可是 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她也不好说，我也不好问。这个事件一直到现在还缠绕着她，她总 说：我就弄不明白，这个经历对我怎么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可是到底产生了多大影响 ，我也不清楚。审核定稿时，她提出要删去这一段。我提出可以换用假名，这样就没必要隐瞒了，但她不同意。最后，对她一生影响至深的一个隐私就这么删去了，那么关于 她在农村结婚的原因还说得清么？
    还有这种情况，某人口述讲的挺好，我好不容易把它整理成文字，然后请她核实，结 果被她大刀阔斧几乎全部改写，该删的删了，该改的改了，改隐讳的隐讳了，受访者担 心可能招致的议论、歧视、官司，作出种种删改，当然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在核定人名 、地名、时间的同时，又制造出新的不真实。
    最后我想说，在评估口述的功用和价值方面，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存在着一定差别，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两个学科的性质和研究特点所决定的。人类学者的工作中心主要在 贫困落后的边远地区，研究对象是没有文献或少有文献的少数民族，是被主流社会边缘 化的群体，在这样的环境下，田野调查、采访口述顺理成章成为重要的工作手段。史学 则不然，它的研究范围可能更宽一些，在时间与空间任意穿梭的自由度更大一些，研究 对象可以是社会上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也可以是主导社会潮流的精英集团，不管怎么 说，立足文献研究，正是它自身优势，口述方法当然要利用，但优势不能舍弃。海外著名史学家唐德刚替胡适写口述史，胡本人的口述只占50%，替李宗仁写口述史，李本人 的口述只占15%，其他部分资料都是他搜集并加以印证补充的。可见，即便是撰写口述 史，史学家的文献功底也是一大优势。
    总之，口述方法与文献方法，其实都有它的局限。受访者有选择性记忆，历史的编纂 者不是也有选择吗？口述史料有失实的地方，文字书写的史书就完全真实吗？至于哪种方 法容易接近历史的真实，这个问题恐怕永远说不清。我想，最好的办法还是口述与文献 互相补充，彼此印证，两者相得益彰，就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