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月7日，毛泽东主席针对艾森豪威尔的战争叫嚣，给了有力的回击。在政协会议上庄严宣告：“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毛泽东的讲话表明了中朝人民的决心意志。中朝军队对敌人可能进行的军事冒险也早有充分准备。这使敌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决策。2月22日，美军司令克拉克奉命致函金日成、彭德怀，建议谈判交换伤病战俘，想以此为转机恢复停战谈判。对美方的这一举措，中朝方面采取了“一动不如一静”的态度，静静观察了一个多月，于3月28日始作答复。于是，恢复了板门店停战谈判，并以此为起点，又经过几番斗争，在朝、中提出的方案基础上，即：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不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留在原拘留地交由中立国，经过询问解释后，再进行遣返安排，达成了协议，实现了停战。
    以上就是军事分界线和战俘遣返问题谈判的简要经过。从中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很明确的。即中朝方面从始至终都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种种压力和阴谋诡计；从始至终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划定军事分界线中朝方面是寸土未让，战俘遣返则是坚守原则寸步未退。即使有所让步，也只是枝节性和技术性的让步，而且让步是双方互相的，经过了反复较量。较量的结果，中朝方面不仅维护了自己的利益，而且也赢得了政治上的声誉，美国则在世人面前丢尽了脸面。此点美军战史亦承认，“在对待遣返和庇护战俘的问题上（不只这个问题），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声誉受到严重的破坏。”由此可见，停战谈判屈从于敌、“总是让步”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反登陆作战准备，劳民伤财”说
    1952年底至次年春，中国人民志愿军曾全力以赴地进行了一次反登陆作战准备。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以及所起的作用，可以说远胜于任何一次战役。它对战争的进程、结局都有着重大影响。可是，却有一些人对它抱否定态度。认为毛泽东这一决策是“劳民伤财”之举，是对敌战略意图的判断发生了错误。理由是：敌人没有登陆作战的计划，更没有进行登陆作战，决策本身主观和客观实际并不符合。总之，认为毛泽东这一决策，在战争指导上是一次败笔。
    事实当然不是如此。毛泽东这一决策是有充分根据的。它是经过对战争形势、敌之意图作了认真分析之后决定的，决非无中生有，自相惊扰。
    当时，朝鲜战局如上文所述：停战谈判已陷入僵局；战场上持久的相持局面，对敌已愈来愈加不利。面对这双重僵局，战争双方都要对战局走向--是战是和作出新的判断，重新考虑自己的决策。这完全是理所当然、必须做的事情。
    1952年秋末，上甘岭战役结束不久，曾在“二战”中指挥诺曼底登陆的原欧洲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敌人内部开始大肆进行战争叫嚣，扬言要“全力打赢这场战争”。与此同时，也开始了大力加强和扩编南朝鲜军队，积极地进行侦察情报活动，和登陆作战演习活动。是战是和，虽然敌人尚未作出决断，但此一情况至少说明：敌人是在做战的准备。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以及志愿军的领导同志，对当时的战争形势和敌人意图的分析是：或停下来，在谈判上作某种妥协，使谈判成功；或拖延下去，继续打，在军事上采取某种行动。而种种迹象表明，较大的可能性似是后者，“因为美军在朝鲜的损失，还没有达到它非要罢手不可的程度”。如果继续打下去，“单就朝鲜战场的军事行动估计，敌人从正面向我较坚固的纵深工事施行攻击的可能性，不如向我后方两侧进行登陆作战的可能性大”。因为，“联合国军”在正面战场实施进攻已屡屡碰壁，难以突破防御，使用原子武器又恐遭到其盟国的反对，只有登陆作战一手，在志愿军参战之后尚未使用，因此，它总想冒险一试。
    根据这一总的分析估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以最大的决心定下了大力进行反登陆作战准备的决策，确定了反登陆作战准备的重点、部署，并明确指出，“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
    从最困难的方面着手，争取最好的前途，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贯的作战指导思想。志愿军的一切作战行动都是立足于最困难、最艰巨的基点之上的，以保证自己始终处于不败之地。所以，毛泽东在接见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时，特别强调了应从肯定敌人大登陆、肯定敌人从西海岸登陆、肯定敌人在清川江至汉川间登陆（时间在明年春季）来确定我之行动方针。可是，有些人就专在这“三个肯定”上作文章，错误地把毛泽东这一有关战备重心和立脚点的提示，当作了单纯的是对敌行动意图的估计。显然，这纯属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