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战争双方力量的构成：一方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美国，而且还有包括英法两个强国在内的16国作帮凶，打的是“联合国军”的旗号。另一方则是两个刚刚获得解放的弱国--中国和朝鲜。国力悬殊、军力悬殊。
    二是战争的结局。战争双方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较量。中朝军队将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从鸭绿江一直打回到38度线，并守住了38度线。敌方则未再前进一步。最后停战是在战局发展愈来愈对中、朝一方有利的情况下实现的。金城战役就是志愿军愈战愈强的重要标志。
    当年，毛泽东主席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我们的军队是愈战愈强。今年夏天（指金城战役），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二十一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十八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毛主席的这一论断，完全是当时的实际。它充分说明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天平”，是在向中朝方面倾斜着。美国人也承认：“在热战接近结束时，从军事上说，共产党方面的形势是很好的。”“如果一旦需要，敌军就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打……这种有限战争。”
    从上面两个基本情况的对比分析看，结论应该是很明确的，即胜负已见分晓，即便是“打了一个平手”，那“平”中也足见胜负。犹如两人较力，强弱悬殊，结果较成平局。人们会自然而然地为弱者鼓掌叫好，而对强者表示不满。此种情形，强者未输亦输。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为什么新中国的国威军威大振，威望如日中天，而美国的声誉在世人面前却日落千丈呢！除了战争性质这个决定性因素以外，那就是人们对战争双方进行了对比分析。
    以美国为首的侵略者，是战争的输家，这是世人公认的事实。对此，侵朝美军总司令克拉克就非常沮丧地说：“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宫，我感到失望和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当年的美国总统顾问艾夫里尔·哈里曼同样怀着极度沮丧的心情，称朝鲜战争“是一场苦涩的战争，”“在美国不甚愉快的经历中，朝鲜战争算是其中一个。当它结束后，大多数美国人都急于把它从记忆的罅隙中轻轻抹掉（现在美国人，就称朝鲜战争是“被遗忘的战争”）。出于某一原因，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美国使朝鲜处于僵持状态，同共产党中国这个庞大而落后的亚洲国家打成平手。”
    够了，他们虽然没有从正面承认失败，但仅就他们在战后发出的这些感慨就可说明问题。特别是哈里曼的一席话是颇耐人寻味的。他承认“没有凯旋”，但又以“打成平手”来遮羞。他不敢明确作强弱对比的分析，更不敢从战争性质上去分析，他只能用“出于某一原因”来蒙混视听。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内部流传的所谓“平手”一说，似乎就是来自哈里曼，遗憾的是没有对哈里曼的说法加以细致分析。
    一点浅见
    以上种种说法，都是结论性的。虽然不是出于一人之口，但它在舆论界、史学界所造成的影响却是一致的，都是消极的，都引起了一些思想混乱，使光辉灿烂的一段历史蒙上了阴影，受到了曲解。
    我们谈论过去，是为了现在。所谓为了现在，无非是：或为传播历史知识，以育人教人；或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引以为鉴，引以为戒；或为促进某一科学事业的发展和进步。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一旦脱离了这个轨道，便会误入歧途。
    因此，我们对待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必须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决不可为了应和某种需要而不惜歪曲历史，作违心、媚时之文；同时，也不宜作只为追求创意、创新而不作仔细考察便匆忙下结论的文章。
    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中，谈到创新的重要意义时指出：理论上的创新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换句话说，偏离了实践或不认真地从事实践，就不会有所创新。我们都知道，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已经过去的前人的实践活动，是今人无法涉足其中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历史研究这一实践活动时，必须全面透彻地了解当时的历史实际、当时的历史条件，作为最基本的研究实践活动。上述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种种说法，表面看来确实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新意”，但是都完全违背了史实，难以自圆其说。究其原因，多半在于未能掌握较全面的史料，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在进行研究实践活动中，犯了主观片面性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