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人迷信盛行。苏联对斯大林的歌功颂德开始于1929年，斯大林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凌驾于党、国家和人民之上。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党的最高领导所受到的尊崇和所拥有的权力，实际上与斯大林在苏联大同小异。比如，在匈牙利，拉科西被歌颂为“斯大林最优秀的学生”、“匈牙利人民英明的父亲”，布达佩斯乃至整个匈牙利到处都是以拉科西命名的工厂、街道和幼儿园。
    第三，经济上也并非没有问题，苏东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样一些弊端：党政不分、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片面地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过急、过快地搞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结果，农民缺乏劳动生产积极性，国家粮食收购计划完不成，城市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受到严重影响（注：参见周尚文等著：《新编苏联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3-246、285-290、498-499页：［英］乔。肖夫林：《斯大林主义在东欧的实践》，载《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第195-223页。）。中国从1953年开始实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一化三改”），尽管比起苏东国家来，步伐还算稳健，但今天看来也仍显过急过快（注：参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9-230页；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21页。）；至于高强度的计划管理，与苏东相比较也不分仲伯。
    二、“末端”上的调整--毛泽东的探索
    针对着苏联模式上述种种弊端，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在同程度上做出的反应。在苏联，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开始打破权力高度垄断并且实行党政分开，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分别担任政府和党的一把手。不仅如此，马林科夫1953～1955年就任部长会议主席期间实行了主要是调整斯大林时期经济政策的“新方针”（注：参见［俄］安。马林科夫著：《我的父亲马林科夫》，新华出版社1997年中文版，第106-119页。），而赫鲁晓夫在纠正了斯大林时期破坏民主、践踏法治的错误的基础之上于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秘密报告》。所有这些都被国内外学者视为苏联改革的发端（注：参见［苏］阿贝尔·阿甘别吉扬著：《苏联改革内幕》，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126～134页；李忠杰等著：《社会主义改革史》，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200页。）。
    东欧国家在斯大林去世后爆发了一系列事件，如1953年的民主德国的东柏林事件、匈牙利的切尔佩事件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比尔森事件，1956年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反对苏共干涉内部事务的十月事件，匈牙利事件等等。尽管这些事件的具体起因、过程和后果并不相同，但都反应出东欧各国人民对苏联模式的反抗、对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的反抗。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这些事件也被视为东欧国家改革的开始（注：参见徐午：《试评匈牙利1953～1955年的改革尝试》，载《国际共运》，1985年第3期；李忠杰等著：《社会主义改革史》，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283页。）。
    在中国，一方面，正处于“斯大林模式化”过程中的中国，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是逐步显露出来的，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种种问题（注：参见陈明显主编：《新中国四十五年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115、123、151～154、165页。）；另一方面，深受引起轩然大波的《秘密报告》、震惊世界的波匈事件的触动，中国最高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在二十大以后对中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也进行了思考（注：参见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载《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256页：林蕴晖：《苏共二十大以后周恩来对社会主义的思考》，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第3期：陈云：《社会主义改选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1956年9月）》，载《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页。），然而，对中国怎样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毫无疑问是毛泽东的言行。
    如何防止斯大林悲剧和东欧风波在中国重演，归根到底也就是中国应当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毛泽东最为关切的。1956年4月初，在谈到应从苏共二十大得到什么教益时，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注：吴冷西著：《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于是，1956年3～4月和11～12月间，毛泽东亲自主持写作和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再论》）两篇文章，1956年4月到1957年5月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多篇讲话，都是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重要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