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探索的第三个方面就是直接反对中国照搬苏联模式。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章伯钧说，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国共产党员所遵循的唯一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在已没有一个理论和实践的标准了。北京大学学生谭天荣用这样一段引文表明了相同的观点：“不承认任何种类外界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要最无情批判，一切都要站在理性的审判台面前，或者开始证明其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其存在的权利，思维和理性成了测定一切现存事物唯一的尺度”（注：引自《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144页：谭天荣，《第二株毒草》，载《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33页。）；民盟上海副主委彭文应认为：“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人民大学的学生更是明确地提出：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决不可着苏联的脸色行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提法是不妥当的，应改为以苏联为先驱（注：引自《反右派始末》第431页；《70个日日夜夜：大学生眼睛里的1957之春》，第182页。）；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民盟中央常委曾昭伦、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傅钟孙等人对高等教育盲目照搬苏联模式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注：参见傅鹰：《1957年4月27日在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457-463页；曾昭伦：《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一点意见》，《光明日报》，1957年6月9日；《70个日日夜夜：大学生眼睛里的1957之春》，第182页；另参见江沛、王洪学：《50年代高校院系调整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除以之外，还有许多人，对中苏两国交往过程中苏联和斯大林表现出来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进行了谴责。沈以光指出，“中苏关系不平等，中国实际上处在殖民地地位。苏联专家渗透到我国防大学各个部门，对我国的机密了如指掌（幸亏中苏友好，否则不堪设想）。总之，苏联把我国抓得太紧了。反对学习苏联一面倒。一切都学习苏联，使人看了很不舒服，中国好象殖民地。中国应走第三条路线，在中国建立‘东方的南斯拉夫’。集中中西之大成，搞个综合式的民族共产主义国家。”（注：沈以光：《让青年去独立思考》，载《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198页；另参见陈敏之：《顾准和他的儿女们》，载陈敏之、丁东编：《顾准寻思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384页；参见《人民日报》，1957年7月4日。）
    上述这些绝不是个别人的个别观点，而是整个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精神和真心报国的品质的反映。也许有的批评言辞过于激烈，也许有的观点过于尖锐，也许有的思考还不深入，也许有的论证还不充分，也许探索者本身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与不足，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他们的思考和探索从不同角度触及到了苏联模式本身的根本缺陷，他们的主张是要走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
    四、苏联模式在中国的强化--两种探索的冲突及其结局
    对此如何评价暂且放在一边，但是，将毛泽东的探索与知识分子的探索并列地放到一起，就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冲突，继而也就不难看出1957年反右派运动实际上就是这两种探索碰撞的结果，即知识分子要从根本上改变的苏联模式恰恰是毛泽东竭力维护的。更有甚者，有的批评还指向毛泽东本人，除了储安平直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外，1957年6月15日的《人民日报》还转载了《陕西日报》12日刊登的一篇文章，题为《“三害”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类似的文章和语言还有不少。斯大林模式的本质特征就是党及其最高领袖只能恭维、歌颂，而绝不能批评、不敬。这样直截了当的批评不仅领袖本人接受不了，就是长期生活在这种体制下的党员群众也接受不了。当然，对毛泽东和其他高层领导人来说，最不能容忍的还是对斯大林模式的任何挑战。于是，毛泽东1957年5月15日起草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指示，决定进行反右派运动并亲自部署了“引蛇出洞”和“诱敌深入”的“阳谋”；于是，中共中央于5月14日、16日和20日接连下发了3个文件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于是，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这是为什么》社论吹响了反右派运动的号角。
    这场冲突的表面结局是有55万多人被划为与“地、富、反、坏”等“阶级敌人”相并列的“右派”（注：所有这些人后来都正式或变相“改正”了，几乎百分之百都是错案，许多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等都有过不堪回首的“右派”经历。）；可实际结局远远比这可怕，即毛泽东和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和探索都中断了。一位公安局长在对劳动改造的右派训话时所讲的话可做一个反证：“反右派是一场伟大的政治斗争。经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辨明了是非，擦亮了人民的眼睛，打退了右派分子猖狂的进攻，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扫清了道路，使三面红旗在全国高高飘扬。”（注：刘衡：《只因我对党说了老实话--我是怎样成了“顽固右派”的》，载《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174-175页。）
    毛泽东思考和探索的中断直接后果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反向地总结，将斯大林模式在中国最大化。政治上，由于认为反对个人迷信是修正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八大提出的反对个人迷信到1957年开始转变为对个人迷信的推崇。同时，继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改变了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之后，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又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两方面的认识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其它一些因素，就导致灾难性的政治运动不断，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