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上，由于认为对苏联模式的任何调整都看成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中国便以更加强化的方式来发展经济，1958年开始搞“大跃进”、刮“共产风”，结果造成“饥饿经济”、“糊口经济”和“短缺经济”。60年代初的调整也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阶级斗争的份量不断加重，特别“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极“左”错误思想指导下，中国党又把搞活企业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的措施当成“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来批判，反“资产阶级法权”、割“资本主义尾巴”、赶“社会主义大集”。结果，在经济体制方面，中国非但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相反搞得比它更加集中和僵化（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载《新华月报》，1984年第10期。）。
    知识分子思考和探索的中断主要表现为他们在反右运动开始后纷纷缴械投降和随之而来的“既可杀又可辱”境遇。那一篇篇检讨书、认错书和形形色色的思想汇报映射出的是真理在谬误面前的无奈和屈服。虽然知识分子中不乏有像顾准这样“点燃自己照破黑暗”并“在地狱里思考”的人，虽然也不乏有像林昭、张志新这样“舍身求法”的人（注：参见刘发清：《一个不屈的英魂--忆林昭》，乐黛云：《透过飞逝了烟尘--纪念一位已逝的北大女性》，载（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460-468、197-201页。），可随着成为“臭老九”后地位的沉沦，知识分子的“悟性”也逐渐消退，而被鲁迅尖刻批判过的“奴性”日益上升。“为民请命”者少，而对领导人的言语进行恭维、歌颂和“煎、炒、烹、炸”者多，一本小书经“学者”们妙手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大全”或“百科”现象比比皆是。然而，知识分子自己的思想呢？
    顾准的女儿说，1957年以后，顾准是一步一步地从地狱中趟过来的（注：顾淑林：《迟到的理解》，载《顾准日记》，第422页。）。其实，整个知识分子，整个中国人民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将各方面的逆转综合起来，中国在1957年以后的20年间实际是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局面之中；当许多国家抓住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大好时机快速地发展自己，实行“无产者有产化”、“劳动者知识化”，中国却在自残、自误，实行“全民贫困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如果按汉语词典那样将社会骚动不安解释为动乱，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不过是前十年“动乱”合乎逻辑地延续。
    苏联模式就这样在中国被强化了。正因为这种强化，中国才经历了20多年的极其曲折的发展阶段。这段历史是一面镜子，透过它，不仅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过去，还有助于认识它们的今天和预测它们的明天。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同样也是对社会主义道路再思考和再探索的过程，但是，它不再是“末端”上的调整，而是一场改变苏联模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深刻革命。与此同时，也正是因为这种强化，中苏两党发生的严重的分歧和冲突，并且成为中苏两国关系的恶化的原因之一。在研究中苏关系时，注意各自的民族心理和国家利益固然是必要的，但必须考虑中苏两党之间意识形态情结，否则中苏关系中的许多事情是很难说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