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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模式在中国是如何被强化的(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俄罗斯研究》 孔寒冰 参加讨论

从思考的结果上看,一方面,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脱离群众和违背集体领导原则,东欧国家出现动荡除了有阶级斗争方面的因素之外,主要由于共产党在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上或政策上犯了错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注: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7、324~325页。)。基于这样的看法,毛泽东开出的治病药方是“整风”,即“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7页。)。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于1957年4月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在全国展开。
    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思考的基本出发点却是维护苏联模式,因为在他心目中,这种模式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标本。何以见得?第一,毛泽东坚决反对铁托、陶里亚蒂等人将斯大林所犯错误归因于苏联政治体制上的缺陷,反对将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个人迷信归因于官僚机构这种苏联模式的看法。他认为,铁托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要彻底把他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注: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关于铁托的观点,见铁托:《在普拉市向伊斯特拉地区共产主义者积极分子发表的讲话》,载《铁托选集(1952-1960)》,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文版,第119页;关于陶里亚蒂的观点,见《陶里亚蒂答“新主题”记者问》,载[意]贝尔纳多。瓦里主编:《欧洲共产主义的由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文版,第140~149页。);第二,毛泽东坚决维护斯大林和苏联模式。对于前者,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他要保护斯大林,强调斯大林的功绩和全面评价斯大林(注:参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1~323页;《忆毛主席》,第26~29页。);对于后者,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道路”和“共同规律”,认为“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注:引自《忆毛主席》,第19页。);第三,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条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其外延十分宽泛而内涵十分原则,实际上是以赞成不赞成苏联模式作为区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注: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93页。)。第四,这期间有两个重要变化特别值得注意:一是《一论》充分肯定了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并且提出要反对教条主义;《再论》则不再强调反对个人迷信,相反认为这是借口反对个人迷信来“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修正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注:见《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页。);二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改变了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看法,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谁胜谁负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阶级斗争是国内的主要矛盾。”(注: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69页;晏晓明:《浅论毛泽东与“八大”路线的改变》,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6期。)
    其实,毛泽东认定是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弊端根本原因的“三风”(也被称作“三害”),只是苏联模式的外在表现,而不是产生各种问题的根源。由于历史的和自身的局限,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苏联模式本身的问题所在。与这种面上的思考相适应,毛泽东提出的整风也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即便对于“标”也仅仅是量上的、暂时的调整,以缓和各方面的矛盾。政治上是如此,经济上也是如此,他认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下来了的”(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69页。)。这种旨在维护苏联模式的“末端”上的调整不仅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更严重的是还具有极大“变数”,非但没能达到预期目的,而且很快走向它的反面。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此时的探索是为了避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决心打破苏联的框框,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注:许全兴著:《为毛泽东辩护》,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事实表明,毛泽东是想避免中国走苏联、东欧国家的弯路,但并没有想打破苏联模式,否则的话,在以后的20多年中就不会率领中国党开展反对南斯拉夫的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斗争了。
    三、“根本”上的触动--知识分子的探索
    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尤其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本很值得读但又没有真正写出来的书。或许正是因为具有超出其职业范围的自由批评精神、对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和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这些基本特点(注:余英时著:《中国知识分子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他们大都经历过本不该经历的悲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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