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性思考和探索的热情是毛泽东和党中央激发出来的。决定进行主要是批评党员领导干部缺点错误的整风之后,毛泽东特别向民主人士(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也就是知识分子)发出呼吁(注: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重要人物座谈,请他们帮助中共整风;5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批示》。)。毛泽东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缓解知识分子建国后因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受到整治、冲击而产生的消极、怨恨情绪,“缓和党和非党群众特别是非党知识界的某种紧张关系”,营造一种宽松的政治氛围(注:《人民日报》,1957年4月23日。);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进行一次火力侦察,因为在当时被定性为反革命的匈牙利事件就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的,这不能不引起本来对知识分子不十分信任的毛泽东的戒备心理。 面对着礼贤下士的毛泽东和诚恳相邀的中共,素有“士为知己者死”品质的中国知识分子走出“冬眠”,以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投身于整风运动(注:参见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傅雷家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57~160页;鲁丹著:《70个日夜夜:大学生眼睛里的1957之春》,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市及各高校党委主持召开的各种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敞开心扉,真诚地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出现了热火朝天的“鸣放”或“大鸣大放”的局面。在这过程中,知识分子除了对“三害”的种种表现进行批评之外(当然,其中也不乏有因长期受压、受排挤或受忽视而产生的忿忿不平情绪),更主要的是对斯大林模式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深刻的理性思考。 综合起来看,知识分子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三个大的方面。 政治上,许多人提出个人迷信和“三害”产生的原因主要不是思想方法问题或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国家上层建筑中、国家政治制度上有缺陷。这突出表现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的“党天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完备,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解决这些问题单靠整风是不够的,而是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具体说,一是要实行党政分开,改变党的领导方式,如废除党政领导的“双轨制”,加强政府和人大部门的领导权限。党应当将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会上变成法律,再由国家管理机关具体实施;二是要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以法治国,保障宪法赋予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三是要充分发挥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作用,使之成为真正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制订的“设计院”(注:参见张锡锟:《三害根源》、群学:《论“个人崇拜”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林希翎:《我的思考》、张景中:《在1957年6月26日报告会上的发言》,以上文章载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张百生、黄振旅:《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沈阳日报》1957年6月10日:储安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章伯钧:《关于成立“政治设计院”的发言》,《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黄绍闳:《党不应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载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372-376页: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这些构成1957年鸣放的主要内容,也是知识分子最为关切的问题(注:参见《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牛汉、邓九华主编:《荆刺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1957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70个日日夜夜:大学生眼睛里的1957之春》;叶永烈著:《反右派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其主要目的是探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实现民主政治,如何根治已经揭露出来、或暴露出来、或显露出来的苏联模式的弊端。 经济上进行思考和探索的人也很多,这里提几个非常典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著名思想家顾准在“双百”方针提出后,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并发表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2期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的矛盾统一体”命题(注: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载《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这篇文章对于完全否认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斯大林模式不能不是一个挑战,顾准因此也成了中国经济学界第一个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人,他的思想对孙冶方等经济学家都产生了影响(注:邢小群:《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载《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430页:张劲夫:《(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载《顾准文集》,第62页。)。针对社会主义国家低效率,当时民建中央副主委章乃器提出:如果社会主义企业加上官僚主义,那它的效率就将比资本主义企业低;资本主义有好有坏,应当吸取对社会主义有用的东西;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经营得不如过去的现代化的私营企业,其原因就在于为了图利,善于选用人才,对人才的培养、提拔还要尽量表示公平,不这样,就很难和别人竞争,而有些社会主义企业却不能做到这一点(注:章乃器:《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载《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198页。)。人民大学的一位学生经过细致后研究提出,中国的工业化政策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重新考虑,不能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农业则被忽视,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必定是速而不达。在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上,中国不仅要研究苏联建设的经验,而且要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特别是美国工业化的经验,要善于全方位地学习(注:《70个日日夜夜:大学生眼睛里的1957之春》,第178~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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