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只要历史学在发展，口述史学悠久的传统就不会被湮灭或阻塞，历史学家总是不断地 “发现”它，运用它，直至现代口述史学运动的崛起，以及口述史学的现代复兴。
    我们在这里需略加笔墨，铺陈一下西方史学这一“崛起”前的成绩，“复兴”前的“ 发现”。当代英国著名口述史家保尔·汤普逊有一段话很耐人寻味，他这样说：“历史 学家们对‘口述史’的发现现在正在进行之中，因此不太可能被遮掩住。并且它不仅是 一次发现，而且是一次复兴。它赋予历史学一个不再与书面文献的文化意义相联系的未 来。它也将历史学家自己技艺中最古老的技巧交回到他们手中。”[4]（P88）
    事实正是这样。口述历史，这种最古老的技巧（方法）自历史学产生后，历史学家对它 的“发现”（实为运用），就不可能被阻滞，它总是处于“现在进行时”中，这从一个方 面，反映了这古老传统的顽强，也说明了历史学的生命力。
    在西方中世纪的“黑暗社会”中，基督教神学的史学观念改造了西方古典史学。这时 的史学，不在世俗的书院，而在僧侣的庙堂，编纂历史的多为教士；所叙述的对象，不 在现实的人间，而在空渺的彼岸世界。但古典史学的口述史传统却在中世纪仍得以一脉 相传。如被称作“英国历史之父”的比德，就是这样一位学者。从他留传至后世的《英 吉利教会史》来看，在那里除留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外，也包含了可观的口述史料。在大 多数的英格兰地区，由于文献资料匮乏，他总是想方设法搜集口头传说，并对这些资料 加以佐证。“我决不愿意让我的子孙后代读到谎言。”[5]（P3）这是这位生活在7世纪后 期的“英国历史之父”的临终遗言，也是一位富有求真精神的历史学家的心声。比德对 于他所叙述的事情，不管是普通的还是非凡的都尽可能地提供第一手资料；倘若缺乏第 一手资料，如果材料的来源除了一般的口头证据外，他就会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不管怎 样，口述资料与口述史的写作方法始终是与这位历史学家结伴的。
    至西方近代，这一传统仍在延续，如伏尔泰，这位被称作“理性主义史学之父”的史 家，自然厌恶口头传说的“荒诞不经”；但令伏尔泰高兴的是，那些“预兆、奇迹和幻 象现在被送回到寓言的领域中，历史需要受到哲学的启蒙”，换言之，他要把“哲学的 明灯”引入到精芜杂沓的历史档案库中，因此，他写的历史著作，决不排斥口述史料， 包括他的传世名作《路易十四时代》，口头证据是该书一个必不可少的资料来源。
    到了19世纪，我们可以举出更多的历史学家对口述史“发现”的范例，这里略写几位 ：一是英国历史学家马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l，1800-1859），他的名著《 英国史》是19世纪用英语写作的最著名、最畅销的作品。在这部著作中，马考莱浓墨重 彩描述了社会下层的人们的生活，为了写好这些人，他充分运用了来自坊间的调查、回 忆录、日记、民谣、寓言、诗歌和小说等多方面的资料，其中口述史料占优。无怪乎他 的书能在坊间行销一时。口述资料所具有的生动性等特点，在马考莱那里有着很明显的 反映。另一是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这位“法国第一位 伟大的人民史学家”，以其《法国大革命史》这样一部“把自己融化在当年的那个革命 环境中”的名作而享誉后世。他对口述史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偏爱。他这样说：“当 我说到口头传说时，我指的是民族的（national）传说，它仍然普遍地分布在人民的口头 上，它在为每个人所言说与重复，农民、城镇居民、老人、妇女、甚至儿童；如果你在 夜晚走进一家乡村小酒店，你就能够听到它；你可以这样来收集它；你发现一位过路人 在路旁休息，于是你开始和他攀谈起来，先是谈到下雨的天气，然后是季节，然后是食 物的高昂价格，然后是皇帝的时代，然后是大革命时代。”[4]（PP25-26）米什莱的卓越 ，在于他对历史充满着一种赤诚之情，这种赤诚之情在他那里已化作一种取之不竭的动 力，这种不竭的动力转换成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这种有效的方法演绎成一种他所笃信 的史学理念，为此，他整整花了10年时间来搜集口述资料，他的名言：“历史是民族的 史诗”，将与他对历史学的贡献而永远为后人所传颂。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马克思与恩格斯。作为历史学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不 仅在创立唯物史观、推动史学革命的进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贵的是，他们 在自己的翔实与严密的作品中，也乐于汲纳口述资料，运用口述史的方法。这就是“既 依赖于他们自己的直接经验，也依赖于来自他们的无数通信者与访问者书面的或者口头的报告。”[4]（P46）如马克思的不朽之作《资本论》。在这部宏著中，马克思除大量地 引用古典文献资料外，还征引两类资料：一是当代经济和政治理论及对它们的评论资料 ，另一是来自报纸、议会蓝皮书以及当代发生的一些生动的趣闻轶事。显然，在这里马 克思使用了不少已经出版的口头材料，藉以帮助他的论证。又如，恩格斯为了写作《英 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曾作了不少调查访问，以搜集民间的口述资料。1842年，他在曼 彻斯特曾作过很深入细致的调研工作，对当时英国工人阶级“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 和饥饿”[6]（P281）的状况，有着很切身的体会。很难设想，这部著作只是关在书斋、 依靠那时官方的文献资料就能写得出来的。
    19世纪以降，史学研究与世变桴鼓相应，西方史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历史学的 世纪”之称。在乐观主义的时代背景与科学主义大兴的学术氛围下，历史学家对“科学 的历史学”的追求甚笃，在这种情况下，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大盛，他所标榜的“如实 直书”，注重原始史料，尤其是刻意觅求官方的档案文献资料，以及他的内证（Internal Criticism，论证史料的价值）和外证（External Criticism，鉴别版本）相结 合的考订方法，构成了他的客观主义史学的基础。对此，他这样说：“历史向来把为了 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现在作为自己的任务。对于这样崇高的任务，本书是不敢 企望的。它的目的仅仅在于说明事实发生的真相而已。”[7]（P57）
    在这种史学理念及时代风气下，口述史学的传统受到了阻滞，口述史料被排斥，被降 为民俗与神话一类而不能入流，以至于“到了19世纪中期（兰史客观主义史学大盛之时 --引者注），使得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更有可能在毋需使用任何‘活的文件’（即口述 史料）的条件下进行写作。”[4]（P56）于是就有了法国史家古朗治（Fustel deCoulanges，1830-1889）的名言：“不是我在写历史，而是史料通过我在陈述它自己。 ”[8]（P9）这里的史料即兰克及其学派所主张的文献资料，而主要是指官方公布的档案 文献资料。
    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史学发展的复杂轨迹，它既使史学向着前进的、科学的方向迈进， 与此同时，它又与此相背离，向着如口述史家保尔·汤普逊所说的“最古老的技巧”（ 即口述史方法）相背离的方向迈进。正是在这种进步与背离的双重变奏中，口述史学因 时代的机缘而迎来了复兴的年代，而西方史学（其实岂只是西方史学）正是在这样曲曲折 折的过程中不断地前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