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经世史学”的天空群星灿烂，司马光及其所编撰的《资治通鉴》（下简称《通鉴 》）则是其中最明亮的一颗。宋末元初的学者胡三省（字身之）以《通鉴》为文本，撰著 《资治通鉴音注》（以下简称《通鉴注》）发扬了司马光“经世史学”的精神，将评注史 书的学问推入新境界。但这颗对宋代“经世史学”具有总结意义的新星，长期被浮云遮 蔽，直到上世纪40年代，史学家陈垣（字援庵）先生撰《通鉴胡注表微》（下简称《表微 》），《通鉴注》才显现出光辉。
    援庵先生遭遇沦陷敌后之痛，深感胡三省的爱国情怀及学术抱负与己相通，遂以《通 鉴》及《通鉴注》为文本，作《通鉴胡注表微》。他在《通鉴胡注表微·小引》中说： “然身之岂独长于地理已哉，其忠爱之忱见于鉴注者不一而足也。今特辑其精语七百数 十条，为二十篇，前十篇言史法，后十篇言史事，其有微旨，并表而出之，都二十万言 。庶几身之生平抱负，及治学精神，均可察见，不徒考据而已。”在指出《通鉴注》是 “经世”之著的同时，说明自己的著述也是为“经世致用”。
    笔者以为，《通鉴胡注表微》在继承经世史学传统的同时，还为今人提供了“经世史 学”的现代形式。面对眼前考证独秀的史坛，重读陈垣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对我 们今天如何治史，应有所启迪。
    一
    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规模宏大，其目的却不复杂。其一，为皇帝提供历史经验 。其二，为读书人提供简明的历史读本。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他即表示将“略 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余沉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 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1]在呈进《资治通鉴》的《进书表》中则申明：书中“专取 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内容，可使皇帝“监前世之兴衰， 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 ，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慎重说明其书可为现实政治提供镜鉴。
    以司马光之勤学，“少时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讫隋，正史或南北史，或未尝 得见，或读之不熟”。[2]等而下之者又怎样呢？刘恕在《通鉴外纪》的序中说：“本朝 去古益远，书益繁杂，学者牵于属文，专尚《西汉书》，博览者乃及《史记》、《东汉 书》，而近代士颇知《唐书》。自三国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承平日久，人愈怠 惰。庄子文简而易明，玄言虚诞而近理，功省易习，陋儒莫不尚之。史学浸微矣。”可 见，史书难读，已影响到当时的学风。有感于此，司马光表示：“《春秋》之后，迄今 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余卷，诸生历年不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 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迄五代， 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3]他将撰著史书视为培 育学人，扭转学风的必要手段，目的当然还在于“经世”。
    司马光在神宗时期与王安石的政治斗争中，是个失意者。他执着坚持重农、简政的思 路，因而对王安石主张加强官营商业与强化财税政策持否定态度，对王安石改革的负面 影响也看得多些。于是，在《通鉴》中，他就不仅选取了不少保障民生的史例，还以“ 臣光曰”的史论形式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意见。《通鉴》以“陈古证今”的形式，蕴含着 更为现实的政治指向。这在《涑水记闻》一书中，则有更明确的体现。[4]司马光治史 ，始终是紧扣“经世”这一主题的。
    《通鉴》“陈古证今”而有经世的效果，与司马光在编撰中特别注意以下几点有关：
    第一，据撰著目的与体例确定陈述内容。司马光确定其读者为皇帝及社会政治精英， 又以编年为史书体例，故《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 戒者”，即以涉及政治得失、制度优劣、百姓疾苦、社会风气的史事与言论为主要内容 。对文学、艺术及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等，则多略去。
    第二，力求论必有据。司马光注意通过对史实的具体描述与评论，将自己领会的“仁 学”本质表现出来。如在记述荀k1n405.jpg之死后，复加评论，评论举孔子称管仲之仁“ 大济生民”，而论证荀k1n405.jpg死汉室，“其仁复居管仲之先矣”！[6]言必有据，使其 论说具有说服力。
    第三，书“考异”以见存真求是。《通鉴》成书后，他再作《通鉴考异》，以证明他 没有盲从前人，更没有篡改史实，在《通鉴》中勾勒的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去伪存真的 细致筛选。这便是《通鉴》能发挥其功能的支撑点。
    陈先生指出：“古人通经以致用。温公论唐事，而身之以为‘为熙、丰发’，陈古证 今也。”[5]陈先生在这里所说的“陈古证今”四字，即是他对“经世史学”一种基本 形式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