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表微》的精神主题则是爱国主义，陈先生是如何立此“大义”呢？在《表微·出处篇 》中，陈先生举了一例。他指出司马光、胡三省都引用了《后汉书·方术传·（樊英）》 ，但二人引叙详略取舍不同。他解释说：“温公以其（樊英）言慢上，故不载；身之则有 感于当时之贱士，故先严衍而补之，所以振逸民之气也。”这是认可史学家在描述历史 时，可根据个人经历与价值观取向对历史材料作剪裁。他相信“温公、身之，易地则皆 然”，则是相信经世史学家总是根据自身所处的时代提出问题。他提示说，“学者观二 家之弃取，则知史之为用广矣，考据云乎哉”！这便是重视史学家以其时代与价值观为 导向，去寻求与历史客体的沟通、交流。有这种沟通、交流，才能在“陈古证今”中发 挥经世功效。他自己也正是这样：“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 ，推重昆山顾氏；今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 《鲒埼亭集》，以欲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13]陈先生提倡“ 有意义之史学”，就是感受时代的呼声，站在爱国的立场，观察今天，认知历史，寻求 中国历史走向的特点，用经理性解析的历史来启发当代人。
    于是，我们在《表微》中看到，陈先生的价值观念是与时俱进的。他的爱国情怀虽与 前代史学家相通，对国家、民族的理解却经过现代政治伦理的审视。传统的爱国情怀由 此而有当代的意义。
    陈先生从现代政治理论出发，故不甚重视一姓一家独据之国的兴亡，而将民族的存亡 放在首位。在《表微·劝戒篇》中，他说：“古之所谓亡国。大抵一姓之兴亡，等于政 权更迭而已，唯灭种乃真无噍类矣！”他在观察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时，更注重政府是否 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他说：“恩泽不下于民，而责人民之不爱国，不可得也。夫国必有 可爱之道，而后令人爱之，天下有轻去其国，而甘心托庇于他政权之下者矣。硕鼠之诗 人曰：‘逝将去汝，适彼乐国。’何为出此言乎？其故可深长思也”。又强调“民心者 人民心理之向背也。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善恶为依归，夷夏之防，有时并不足 恃，是可惕然者也，故胡注恒注意及之”。[14]
    陈先生所强调的民族观也具现代性。在《表微》中，因所用文本的关系，不能不在涉 及民族及民族文化整合问题时，有“变夷为夏”等字句，但他对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取 赞赏态度的。胡三省在《通鉴注》中说，前秦国亡而氐族“其种实繁”。他在《表微· 夷夏篇》中评论道：“国与种之别，此条甚为明显。经若干年，语言文字，姓氏衣服， 乃至血统，与中国混而无别，则同为中国人矣，中国民族老而不枯者此也”。即认为民 族融合使中华民族增加了活力。对近世民族国家间的关系，则以平等为参照标准。因而 他对被迫去国者与降敌者态度有别。在《表微·边事篇》中，他说：“中国人仕外国者 ，古有之矣，苟不戕贼祖国，君子所不弃也。且仕异国与仕敌国不同，仕异国者客卿耳 ，仕敌国则降虏也。”他认为凡以平等、友好态度对待我族者，不仅可共处，甚至可为 其服务。在中华民族求独立与自主的关键时刻，强调民族独立与自强而不忘“国际主义 ”。陈先生在“陈古证今”中，表明了自己对现代民族关系的认识。
    《表微》中引历代忠义气节之士的言行及相关评论甚多，可援庵先生不是从臣民的角 度谈道德与爱国的关系，而是特别提倡人格自尊与爱国主义的关系。他在《表微》中多 次感叹胡氏是真隐士。于《表微·出处篇》中，特意指出胡氏“隐德无能名”，是“不 标榜不依傍门户”的结果。嘉赏胡三省爱国；有学；人格亦高。他说：“以苟且为明智 ，则凡偷生者皆可借明哲二字为护符，此生之无意义者也”。又说：“父母不欲其子就 死地，私情也；为国而至于死，公谊也。公谊所在，私情不得而扰之。”[15]强调人在 生死大节面前应有取舍，有把握。
    由此，更推而论之，先生亦认为司马光、胡三省虽以考证见长，但他们得以传名永远 ，是他们坚持了内在的人格自尊，内在道德的外释化为燃烧的爱国热情，他们才有不能 自已的现世关怀，这种关怀使他们成为史学大家。援庵先生在《表微》中要宣示的精神 主题，最终落实到对传统道德的继承与发展层面。他的爱国主义，是充满历史感而又具 现代性质的。
    四
    陈先生以现实的动机，观司马光、胡三省“二家之弃取”，最终为“经世史学”提供 了近代范本。这个范本不仅再次证明史学家的现世情怀会导致史学家走向“经世史学” ，还证明了“陈古证今”是“经世史学”发挥其功能的重要形式。陈先生研究眼光关照 的是自己的时代；是为同时代人提供思考现实的历史材料；但这个材料是他经过阅读、 考证再参照价值理念，用心咀嚼过的，他对材料的解释、评价，既为当时人提供了一种 认识、使用历史材料的视角，又直接提供了解惑的事例。他所投身的史学，就是近代化 了的“经世史学”。
    陈先生的史学追求，反映着他那个时代多数史家的共同心愿。当我们叹服陈寅恪先生 在《柳如是别传》中展现的考据功力时，也会强烈感受到这仍是一部“寓价值追求于考 据中”的经世之作。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中不能自已地说“夫三户亡秦 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透露出他写《柳如是别传》的动 机，就是以写红妆而观察明末政治与士人之道德取向，求“陈古证今”的效果。其学术 主题未离经世史学的规则，精神主题仍指向爱国主义。陈寅恪先生在书中对明末社会变 迁及人的抉择也有解释、评论、感叹，惟恐读者不能知其中微言大义。可见，时下被称 为“新考据学派”的大师，是直追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宋代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