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妇女结婚时以嫁妆为表现形式的财产从其父亲的监护转向其丈夫的监护。在婚姻关系保持期间，嫁妆由丈夫支配，他可以使用本金，但要从嫁妆收入中提取18%左右去养活妻子。在离婚的情况下，丈夫要将嫁妆归还给前妻的监护人，或者支付18%的利息（注：波梅罗伊：《女神、妓女、妻子和奴隶》，第63页。）。如果她的丈夫死亡，她可以离开丈夫家，带走她的嫁妆。假使她选择留下，而且儿子们达到法定年龄，他们要负起像他们父亲那样的责任，以母亲结婚时带来的财富来赡养她。倘若一个丈夫被看成是在浪费他妻子的嫁妆，她或她的监护人可以决定离婚，以挽救剩余部分。妇女的嫁妆一方面可以维持她的生计，另一方面也为她离异或丧偶后的再婚创造了条件。因此，嫁妆对雅典妇女的确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但是，需要进一步探讨嫁妆的实质以及它所反映的雅典妇女的地位问题。首先，嫁妆是以婚姻为媒介的男性之间的财产转移，雅典妇女只是嫁妆有名无实的持有者。嫁妆是妇女出生家庭亲属关系的具体象征，这份财产最初在她的父亲或其他监护人控制之下：订立婚约时，父亲把嫁妆转交给她的丈夫监护，但仍保有离婚时收回嫁妆的权利，丈夫从管理嫁妆中获得收益；最后她的嫁妆由儿子继承。因此，是男性在监护和管理嫁妆中得到好处，由于雅典妇女在法律上没有行为能力，她永远也不能真正拥有和掌握这笔财富。其次，名义上持有嫁妆的雅典妇女被排除在父亲家庭财产继承之外。她得到的嫁妆与兄弟继承的财产相比只占父亲财产的一小部分。"她们的嫁妆在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算继承，因为如果她们的父亲去世，那么她们得到嫁妆要靠兄弟的好意与自尊"（注：贾斯特：《雅典法律和生活中的妇女》，第89页。）。最后，追逐嫁妆的婚姻并不能给雅典妇女带来真正的幸福。嫁妆成为富人炫耀财富的机会，拥有大笔嫁妆的雅典妇女无疑会吸引许多追求者。由于退回嫁妆是一大笔财产损失，这使一些与妻子感情破裂的丈夫仍然保持着婚姻，在这种状况下生活的妇女得不到丈夫的爱护，更谈不上幸福。
    因此，尽管雅典城邦统治者和男性家长对妇女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但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保证雅典家庭的延续，宗教权利义务的承接和财产的正确留传，并使城邦公民得以繁殖，也就是为了维护以男性为中心的雅典城邦的根本利益。雅典妇女屈从于男性统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们在法律上无行为能力，城邦统治者和男性家长不愿意也不会给予妇女独立自主的权利。所以，这些保护措施并不能从实质上改善雅典妇女的处境。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雅典城邦具有两个重要特征，它即是一个逐渐实现了民主制的男性公民集体，又是一个排外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教祭祀团体，这两个特征使得雅典妇女的地位具有两重性。雅典城邦的第一个重要特征决定了雅典妇女被排除在城邦之外的地位。在政治上，她们不能参加公民大会和议事会商议国事，不能担任公职和陪审员，被剥夺了参政权利；在法律上，她们没有行为能力，终生处于男性的监护之下；在婚姻上，她们没有自主的权利，不得不服从监护人的安排，成为男性传宗接代和结盟的工具；在财产继承上，她们永远不能成为财富的真正拥有者和管理者，成为男性传递财产的渠道，她们是连接自己的父亲、丈夫和儿子这根男人链条上的沉默的链环。雅典城邦的第二个重要特征，使在再生产公民中具有重要作用的雅典妇女成为家庭和城邦延续的不可缺少的成员和男性之间经济、政治、宗教权利转移和传交的途径，这使雅典城邦又不得不把她们包括在共同体之内。因此，雅典城邦对妇女也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她们虽然被排除于政治生活之外，但又被包括在宗教生活之内；雅典法律对孤儿、女继承人和怀上丈夫孩子的寡妇给予特殊的保护；男性监护人给予妇女的嫁妆，为她们的生活提供了保障，并为她们离异和丧偶后的再婚创造了条件。但是，雅典城邦统治者和男性家长对妇女采取这些保护措施的目的在于，维护以男性为中心的雅典城邦的根本利益，因而不能改变雅典妇女屈从男性统治的低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