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述《尚书》中精警的语言可知,周初政治家认识到殷商自成汤至帝乙是兴盛时期,由帝乙开始走向衰落。衰亡的深刻教训是不敬天命、不勤政事、不任用贤人、耽于逸乐,使民众陷于困苦境地。这样,上天就不再保佑商,天命转向了实行德政的周文王、周武王。并提出殷代夏命顺应了天意和民心,民众生活是否困苦,民心是反对还是拥护,就是天命的反映,肯定了取代暴虐的统治者是合理的。这些都成为中国传统史学许多进步观点的源头,说明中国从《尚书》这部最早的史书起,便能从总结历史经验中得出深刻的智慧和思想。
    (三)在编纂方法上,《尚书》创立了以“记言”为主的史书形式,开启了后世“记言家”之先河。同时,《尚书》的一些篇章中已有了纪事本末体的创意,它意味着历史编纂方法还有“以事件为主要视角”的巨大发展空间,到了传统史学发展的后期,遂发展成为历史编纂学第三种主要体裁,并且极受重视,在近代显示出活跃的生命力。
    《尚书》主要记载商、周时期君王对臣下或民众的号令、训诫,或统治阶层人物的谈话。刘知幾对其编纂体例特点作出了很恰当的概括:“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2](《六家》)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之《尧典》篇中,曾依据《尚书》篇目,分为典、谟、贡、歌、誓、诰、训、命、征、范十种文体,面面俱到,而未能显示出特点。相比之下,还是刘知幾归纳的六种,较有概括性。典,记载被后世所尊奉为君王的言论和事迹,如《尧典》、《舜典》之类,主要记载尧、舜言论及治水、禅让等大事。谟,记载君臣之间的谈话,以策划、谋议大事为主要内容。如《皋陶谟》,记载大臣皋陶和夏禹在虞舜前对答,皋陶陈述施政计谋之书。训,臣下对君王的劝教之词,总结历史教训,劝导当今君王以史为鉴,改善统治。如《伊训》、《高宗肜日》。诰,君王对臣下的诰谕,如商书的《盘庚》,周书的《康诰》、《酒诰》、《召诰》、《洛诰》等。这些商、周最高统治者对臣民训告之词,为《尚书》的主要内容,当时的史官记载下来并作为历史档案郑重保留,史料价值很高。誓,君王诸侯在征战、交战前夕率队誓师之词,如《甘誓》、《汤誓》、《泰誓》、《牧誓》等。命,君王任命官员或赏赐诸侯时的册命之词,如《毕命》、《冏命》、《文侯之命》、《君陈》、《君牙》等。
    由此证明,《尚书》虽是文献汇集,但具有一定的体例。虽未达到严密程度,但重视编纂体例却由《尚书》发端。其重视记言的特点在后代重要史著中明显地得到继承。如《左传》、《国语》均多载贤士大夫的谠言高论,具有很高的历史认识价值和思想价值,《国语》尤为着重记载言论之作。以后的《史记》、《汉书》等史著,都极重视采录贾谊、晁错、董仲舒、徐乐、赵充国、谷永等人物论述历史、指陈利弊得失的言论,成为《史记》、《汉书》历史编纂学的一大特色。鲁迅即称赞其中所采录贾、晁之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6](P404)这些都反映了《尚书》创立“记言”的编纂方法对后代的影响。时至今日,编纂历史著作如何恰当地记载一代之大议论,以深刻地反映客观历史进程、时代特点,彰显前人的智慧,仍然是—个必须重视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尚书》主要是记言,但也有记事的成分。在编纂方法上,它具有纪事本末的创意,其“因事命篇”的特点,对后代历史编纂学有深远的影响。《尚书》中,《牧誓》、《金縢》、《洛诰》、《顾命》等,都以一事各自独立为篇。《金縢》、《顾命》更为典型,两篇均以记事为主,叙述完整,已具有记载历史事件的技巧。金縢即金匮,用金属制成的藏书匮。《金縢》篇中记载,周武王病重,周公向三王(太王、王季、文王)祈祷,愿以身代。史官将记载周公祝词的策书藏在金匮中;其后,管叔、蔡叔制造流言,说周公要自行称王,周公避居东都洛阳,二年中平定管、蔡之乱,周成王开匮得其祝文,乃知周公的忠诚,感动而泣,遂迎周公归成周。这一篇完整地记载了事件的全过程。《顾命》篇从周成王病重写起,接着是周成王临终遗命,命召公等大臣辅佐年幼的周康王。以后是周成王卒,大臣举行奉周康王登位的隆重肃穆仪式。《顾命》篇善于利用事件顺序和空间的方位,把经过和重要的细节写得很有条理。事件是记载历史的要素之一,《尚书》的这些篇已显示出记事的方法。
    中国史学演变到南宋,官修的纪传体史书陷于过分拘守成例的境地,缺乏创造活力,这时出现了新的纪事本末体裁。章学诚极为重视这一新体裁,经他总结,认为纪事本末体的创造力和真精神,在《尚书》中已具备了,故给《尚书》的创意以很高的评价。《文史通义·书教下》精辟指出:“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此《尚书》之所以神明变化,不可方物。”又言:“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章氏针对纪传体陈陈相因、体例刻板停滞的弊病,主张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加以改革,这是他立论的主要依据。其主张直接为梁启超、章炳麟所继承,并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发展的趋向。而究其源头,则应追溯到《尚书》中纪事本末之创意对他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