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记》楷模作用一:构建宏伟的著史体系
    与先秦时期仍处于比较朴略、粗糙阶段的史著相比较,西汉司马迁撰成的《史记》所达到的完美、成熟程度,简直是史学史上的奇迹。然而,奇迹的出现却有极其现实而深刻的内在条件,即在汉武帝时代,中国历史上实现了空前的统一,民族间的融合加速进行,国家的经济文化显著发展,这样的时代特点赋予了司马迁伟大的创造力和出色的历史编纂思想。司马迁讲的三句话:“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7](卷62,《司马迁传》),是这位伟大史学家所预定的著史目标,也是他所确定的编纂思想。“通古今之变”,是要以贯通的眼光探究漫长历史进程中的变化发展,阐述“古”与“今”的关系。“究天人之际”,是对当时人们极其关切的“天意”与“人事”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进行认真的考察。“成一家之言”,则包含两层意义:一是他要撰写出内容丰富、体系完备的历史著作;二是要对历史和现实社会问题勇于讲出自己的见解,提出独立的思想体系。本文仅就“成一家之言”作具体的阐释,因为此项最为突出地表达出司马迁著史的宏大气魄及其构建体系的成功。
    司马迁是否自觉地要把《史记》构建成为一部规模宏大的史著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一段集中的论述:
    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1](卷130,《太史公自序》)。
    撰成一部“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的鸿篇巨制,这一心愿发自司马谈。而继任史官之职的司马迁,将其先父的宏大志向付诸实现并且大大发展了。显示司马迁雄伟创造力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种体裁,它们在记载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担负何种任务,司马迁给予了明确的定位。“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是明显交代“本纪”在全书中起到主干的作用,以年代为序,记述起自华夏文明始祖黄帝、下至当世的历史演进,探究其兴亡之由、盛衰变化;“既科条之矣”,即明言作为全书之大纲领,它兼有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特点。十篇“年表”,则是将错综复杂的史事,以简明的表谱形式加以整理记载,既有助于从纵向显示历史进程的时间关系,又有利于从横向显示同一时间不同史事之关联;将“十表”紧置于“十二本纪”之后,则寄托了以“表”作为辅助,显示历史演进主线的深刻用意,我们阅读了司马迁精心地为各篇表所写的序,对此便能体会出来。“八书”的创立,是要记载礼、乐、律、历、天文、封禅、河渠、平准各项重要制度和社会情状。“世家”是记载公侯、辅佐帝王的股肱大臣和其他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他们的活动和功业,对于国家状况和社会进程自然关系甚大;同时,又通过在史书结构上公侯勋贵如“二十八宿拱北辰”般环绕天子,惟妙惟肖地显示出封建政治等级关系的特征。“列传”则记载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他们或有高尚的气节,或有卓越的才能,或在性格上、技能上有特异之处,“扶义俶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历史上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叱咤风云的场面,就是由帝王、大臣和这些特殊人物共同创造出来的。
    《史记》的构史体系,既是对先秦史书形式的吸收、继承,又是在卓越的历史编纂思想指导下实现的伟大创造。先秦史书中,如《尚书》的《金縢》、《顾命》已有纪事本末体的创意;《诗经》的《生民》、《公刘》是歌颂英雄传说的史诗,有传记体的意味;《左传》以编年形式记载历史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世本》则记载王、侯、卿大夫的世系;战国时期的谱牒,成为“表”的来源;《尚书》的《禹贡》、《洪范》及其他有关礼制的记载,又是创设书志体的依据。以往体裁形式的成果都是半成品和原材料,经过司马迁卓越的编纂思想为指导,将之熔于一炉和创造性提高,成为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相互配合、规模宏伟的崭新体裁,取众家之长,而自成一家。司马迁运用其精心的设计,在再现客观历史进程上获得极大的成功。《史记》中,既有清晰的历史演进脉络,又有复杂丰富的内容;既有各种典章制度、社会情状的记述,又有栩栩如生、首尾完整的人物活动;五种体裁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和完善的结构,让读者对中华民族自远古以来的历史了然于胸,又能体味无穷。
    司马迁在构史体系上的集大成的贡献,被历代“正史”编纂视为著史的“极则”。且看诸多名家的精彩评论。刘知幾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2](卷1,《二体》)“语其通博,信作者之渊海也。”[2](卷3,《书志》)郑樵言:“百代以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8](《总序》)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9](卷1,“各史例目异同”条)章学诚称,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又称其所创体例“体圆而用神”[10](卷1,《书教下》)。梁启超更以近代眼光,高度评价说:“(《史记》在体裁上)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之互相补充而各尽其用。”[11](P16)“纪传体的体裁,集各部在一起,记载平均,包罗万象。表以收复杂事项,志以述制度风俗,本纪以记大事,列传以传人物,伸缩自如,实在可供人们研究。”[12](P157)司马迁在编纂思想上的高明立意和非凡智慧,确是他在此后二千多年传统中国史学发展中被视为著史楷模的奥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