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述,司马迁在汉武帝时代撰成不朽的巨著《史记》,国家处于强盛的时代形成的统一的局面、物质文化资源和提供的开阔视野,是其取得成功的客观条件。司马迁具有的非凡创造力,尤其是为了再现中华民族绚丽多姿的历史而形成的编纂思想,则是其成功的主观条件。“成一家之言”,即为他的一项重要的编纂思想,这在《史记》全书中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和实施。为了实现“成一家之言”,他继承了先秦历史编纂的成果并将之发展,创立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合的宏伟著史体系,包容广阔,有骨架有血肉,伸缩自如,类例分明,达到了立体式地反映复杂的历史进程,被誉为“全史”。为了实现“成一家之言”,他从中国秦汉之际人的活动推进历史进程的突出作用获得了深刻感悟,故而采取以人物为中心记载历史,写出了众多贤君能臣、豪杰之士以及各阶层代表人物艰苦卓绝的奋斗、可歌可泣的事迹,借此以窥见人类历史如何向前运动,国家盛衰变化、成败强弱之由何在,记载了民族的智慧,并且让世代读者反复体味那些栩栩如生的场面。为了实现“成一家之言”,他兼采各家之所长,而构建了独立的思想体系,他尊尚儒学,而又勇于超越;在诸多篇章中紧紧结合史实,灵活地发表充满睿智的评论,不满足于单纯的记述,创造了恰当的论史形式,大大提高了历史著作的思想价值。总之,从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编纂思想及其对如何实现的深入探讨,大大有助于我们认识《史记》何以达到如此丰富性、生动性、哲理性和著史体裁之完美性的统一,明白《史记》何以成为历代史家楷模之奥秘。惟其如此,《史记》的著史手法和体裁形式,历经两千多年仍然有活跃的生命力。从清乾嘉时代的章学诚,到20世纪的几代史学家,都提出或实践了学习《史记》构史体系的精髓,探求历史编纂的新途径。著名文学家茅盾也设想学习《史记》体裁来编纂新的文学史,他写《梦回琐记》说:“我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按正史的体裁编一部中国文学史。……本纪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大纲而已,读者要知其详,要读列传和书志。”[16]甚至美国的史学家也提出要仿照《史记》的体裁撰写一部美国史。《史记》体裁上的出色成就更为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改革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所有这些,无疑都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编纂思想取得的成功和产生的深远影响提供了确证。
    《史记》以下,中国历代也产生了众多史学名著,其中较为重要者有《汉书》、《通典》、《资治通鉴》、《通志》、《通鉴纪事本末》、《文献通考》、《明儒学案》等,它们的成功都与史家高明的编纂思想密不可分。至晚清,时代发生了剧烈变动,历史编纂学也由传统向近代嬗变。这一时期,历史编纂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创始于《史记》的典志体受到关注并得到改造,作为撰著时代所迫切需要的史学著作的新形式,先后出现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日本国志》等名著,并产生了很大影响。因篇幅所限,对此留待另文论述。
    从中国最早的历史典籍《尚书》至晚清《日本国志》诸作,我们可清楚看到,史学名著无一不是史学家惨淡经营、呕心沥血纂修而成的。它们绝不是作简单的资料的汇辑或史实的连缀,而是要写出史学家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对治乱盛衰经验教训的总结,对历史人物的活动及其作用的分析、评价,写出史学家所要强调和凸显的最有意义的东西何在,写出史学家对历史演进趋势的预见,写出史学家对壮美的场景或沉重的代价所唤起的感情与思考。凡此种种,都是历史学家根据其确定的编纂思想来记述议论和组织安排的。其中,有些史家已经明白地作出了概括和提炼,有些则蕴涵于史书中而需要我们加以绎阐释,抓住历史编纂思想作为切入点进行剖析,就能有助于由表层的认识达到实质性的认识。我们坚持这样做,就有可能进一步读出史书中丰富的思想和深刻的哲理,读出史家的精心运思和周密组织,读出史家深沉寄托之处及其与时代脉搏的息息相关。抓住编纂思想这一关键环节深入探讨,就能大大深化我们对客观历史进程和史学演进的认识,成效显著地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并不断增强、发展、深化其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