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史上历来有汉学与宋学之争，虽然主要是从经学史上立论，实际却成了某种 学术风格的代名词，远远超出了它本来的意义。如汉学被指为讲究名物训诂的朴学，宋 学被指为崇尚义理的义学。对于汉、宋之间的唐代学术如何评估？思想史家历来评价不 高，任何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隋唐那一章都是最单薄的，世人大多以盛世平庸视之。 治学术史的竟有以隋唐佛学代替隋唐学术者。（注：梁启超曾计划撰写五卷本的《中国 学术史》，其第三卷是“隋唐佛学”，见所著《清代学术概论·序言》。）其实，隋唐 学术就像处于两个分裂时期（魏晋南北朝和宋辽金都是分裂时期）的统一王朝本身一样， 它的学术也经历着统一中有变异、正统外有异端、融合中有创新的复杂的发展道路。本 文将选取唐代学术的几个主要侧面，对这个时期的学术成就及其时代特征做一基本的揭 示，以期使我们对于汉、宋之间的唐代学术的品格和学术的传承有更为深切的认识。
    一唐代学术发展的时代环境
    在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史上，政治的统一与分裂往往决定着士人的前途和命运，因而也 就决定着学术流派和学术风格的变化。隋唐王朝的统一结束了汉魏以来南北学风分途发 展的局面，国家对于学术事业的干预也出现了新的特点。
    中国古代很少有国家设立的纯粹学术机构，与学术事业有关的机构分为两类：一是技 术层面的，如唐代的司天台、著作局、史馆。二是带综合性质的，如唐代的集贤书院就 是国家学术事业机构。其学士的职掌是刊缉（辑）古今之经籍，搜求天下散佚之图书、隐 滞之贤才，对于那些“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而考其学术，而 申表之”。他们奉旨撰集的文章和校理的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 。[1]（《职官志二》）由此可见，集贤书院不仅是国家图书管理中心，而且具有选拔、 表彰和录用学术人才的职能。唐代的国子监及其所属“六学”是官方的学术人才培养机 构。其博士、助教以及太子东宫的侍读等是国家贮备的学术人才。明经及进士等科举选 拔官员固然是“学而优则仕”，即使通过门荫等途径入仕者，因其家庭大多有经学教育 的传统，使得学者型官僚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的主体。换言之，中国古代的官僚知识分子 本身就是开展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他们或者在公务之暇，或者在致仕以后，从事学术 研究工作；也有的于在任期间受命从事某种学术研究或学术组织工作，如宰相监修国史 及前代史，国子祭酒主持《五经正义》的编修等。
    学术研究条件的改进，特别是纸的普遍应用、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图书的广泛流通， 都有利于促进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虽然西汉已经有纸的发明，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技 术，扩大了原料来源，但纸作为书写工具的应用还是不甚普及。经过魏晋南北朝至于隋 唐，纸的种类增多，性能改进，产量也大大增加，纸的使用在社会上更加广泛，从皇帝 的诏书、大臣的奏疏，到百姓的书信、文人的著述，都广泛使用不同种类的纸，从而使 学术著作的撰写更加方便，图书的流传更加便捷。同时由于唐代印刷术的发明和逐渐推 广使用，民间和官府都接受了使用雕版印刷的书籍，这对学术著作的流传和学术研究的 开展都起了推动作用。
    学术研究的主体队伍也有发展。这个时期学术研究的主体当然还是知识分子，但是知 识分子的成分却有很大变化。过去门阀世家的少数知识精英把持学术文化的局面已经改 变，科举制度开始为一般的士人提供新的学术和政治舞台。除了士人之外，还有寺院里 的高僧大德和宫观里的真人道长，从事佛学与道教的学术研究似乎就是他们的职业。佛 典的翻译、佛藏与道藏的编纂，促进了佛教与道教学术事业的发展，使佛学和道教研究 在隋唐时代的整个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古时期的图书分类开始定型。自汉代刘歆的《七略》出，图书分类就成为古代学术 分类的替代形式。但是，《七略》除辑略为凡例外，实际上只有六类，即六艺略、诸子 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魏晋南北朝时期，四部分类代替了《七略》的 分类法，《隋书·经籍志》之后，四部分类法成为中国古典目录学分类的圭臬，也构成 了后来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基本骨架。四部之后又附上宗教（道教、佛教）书籍，相当于 四部之外的附录之部。到五代及北宋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把 佛、道著述归入史部或子、史二部，使佛、道著作在中国学术体系中得到了比较合理的 位置。如果我们用学者的著述作为衡量一个时代学术成就的基本标杆的话，隋唐时代总 的学术基础和学术成就，我们可以从《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窥知大 概。《隋书·经籍志》记录了隋朝及六朝的图书变化，从中可以窥见唐代以前的学术源 流与学术基础。《新唐书·艺文志》论唐代以前的学术流变时说，自汉代以来“以为六 艺、九种、七略，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 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 。这里的53915卷书可以说是唐代士人治学的学术基础，28469卷新著则是唐代士人的主 要学术成就。（注：陈尚君在评《新唐书艺文志补》一文中说，唐代以前的著作约2918 部，唐人著作为2324部，见《唐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