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学：正统与异端
    所谓经学，就是对经典解释的学问。先秦儒家的几部作品既然被奉为经典之作，后来 学者就只能对其进行注释讲解，而不能对其有任何的改变。于是，就产生了传、章句、 注、解等释书文体，学术研究也以这种形式繁衍。去古愈远，经书也愈益难懂起来，故 而魏晋以降又出现一种诠释性的文体，谓之正义、疏或义疏。注、章句是对经文本文的 诠释，疏、义疏是对注或章句等的解释加以疏通。注、章句应该密切结合本文，疏、义 疏或正义应该密切联系注、章句以阐明本文中蕴涵的意义，这就是所谓“注宜从经，疏 不破注”。中国传统学术，就通过注疏之学的形式得到发展。
    学通南北是隋初通儒硕学的普遍特征。隋文帝曾召集南北儒士论学于东都。南北经学 相会，以南方经学的学术新风最受欢迎。但是最出名的经学大师又都是北人而通南学者 。例如，房晖远、张文诩都是出身北方的学者而淹贯南北之学。在经学史上颇有声誉的 隋朝大儒刘焯、刘炫也是北学弟子而兼通南学的大学者。
    《隋书·经籍志》说，隋时《尚书》“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易》“王注盛行 ，郑学浸微”；《春秋》“杜氏盛行，服义浸微”。即隋代经学盛行的是南学王弼、杜 预、伪孔安国诸家，北学郑玄、服虔诸家则式微不显。皮锡瑞分析这个现象说：“北人 笃守汉学，本近质朴；而南人喜谈名理，增饰华词，表里可观，雅俗共赏。故虽亡国之 余，足以转移一时风气，使北人舍旧而从之。”[2]（p194）所以他说，“经学统一之后 ，有南学而无北学”[2]（p196）。
    经学的南北合流没有为隋代经学提供太大的发展空间，盖因隋祚过于短促。唐代是六 经注疏学大发展的时代，今日的十三经注疏中有九部出自于唐代。
    唐朝在文化上也继承了隋代的三教并举、儒教为本的基本国策。唐太宗曾说：“朕今 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 。”[3]（《慎所好》）为此，他大力发展儒学教育事业：“国学增筑学舍四百余间，国 子、太学、四门、广文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四方儒生负 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人于学。 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3]（《崇儒学》 ）儒学的繁荣势必引发对儒家经典的需求旺盛起来。特别是唐朝进一步发展了科举考试 制度，儒家经典既是学校的教材，又是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即使是策问或试判，也以 儒家的基本教义为评判的根据。于是，儒家经书在文字和解释上的一致性便被作为一个 突出的问题提了出来。
    颜师古（581-645）等奉旨校订《五经定本》，是唐朝官方第一次颁定五经课本。但是 专门勘正文字对后世的影响毕竟有限。陆德明（550-630）撰写的《经典释文》，则不仅 为经文训释音义，而且还兼及于传、注，从而汇集保存了汉魏以来230多家训诂音注作 品。陆德明把老庄著作与儒家经典放在一起注音释义，除了他本人喜谈玄理所使然外， 也迎合了唐朝政府尊崇老子的倾向。孔颖达（575-648）主持编撰的《五经正义》从永徵 四年（653）三月明诏颁布全国后，就成为明经考试的依据，“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1] （《高宗纪上》）。
    所谓“正义”，是在义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学术研究样式或注释体例。它与义 疏的不同在于，义疏可以对旧注提出质疑，注解者可以发挥本人对经书的理解，但唐代 的所谓正义却在旧注中间进行甄别，并且要依着所采纳的旧注进行解释，不可有所违背 。《五经正义》基本上遵行了“注宜从经，疏不破注”的传统做法，但在选择基本注疏 之外，还注意博采诸家经说，成为集注性质的本子。《周易正义》采取王弼注和韩康伯 注，对子夏传、京房章句、郑玄和王肃的注以及南朝张讥《周易讲疏》、北朝卢景裕《周易注》等南北各家，也间有称引或评论。《尚书正义》采用梅赜所献孔安国传，参考 刘焯、刘炫、巢猗、顾彪等南北诸家义疏。《毛诗正义》采郑玄的笺注，参照刘焯、刘 炫的述议而作疏文。《礼记正义》也用郑玄注，采皇侃、熊安生两家作义疏。《春秋左 传正义》采取杜预《集解》为注文，疏文则取刘炫。总之，《五经正义》注文虽然以南 学为主，北学次之，而义疏却是南北之学兼收并蓄，取长避短。其注文保存了汉儒的基 本成就，其疏文兼综南北学问，确实是对此前经学成就的总结性成果。经学史上常称汉 注唐疏，肯定了其训诂学上的巨大学术价值。
    《五经正义》作为经学定于一统的标志，在唐代官私学校里被读书人奉为圭臬，逐渐 成为限制读书人思考的桎梏。因此《五经正义》之后的唐经学，总体说来处于衰颓的过 程中，研治经学而且学有所成的学者寥若晨星。他们的经学著作，也大多散佚无存。但 是，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对儒家经传注疏提出怀疑。著名的有刘知几《史通》的《疑古》 、《惑经》篇。王元感的《尚书纠缪》、《春秋振滞》、《礼记绳衍》等，被魏知古等 推誉为“五经之指南”，“掎前达之失，究先圣之旨，是谓儒宗”。[1]（《王元感传》 ）唐代中后期逐渐形成了一股试图挑战官方经学的思潮，其中以啖、赵、陆的《春秋》 学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