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学：注疏与创新
    隋唐五代时期的经学在注疏学上的成就固然不可小视，但相比于历史编纂学而言，似 乎后者的成就更加突出，不仅二十四史中的八部正史是这个时期编纂的，而且第一部史 学理论著作《史通》、第一部制度通史著作《通典》都出现在这个时期。从学术分类目 录看，史学最终从经学中独立出来了。唐代官修史馆的设立，标明国家加强了对史学编 篡和史学研究的控制。官方修史诚然使史学研究的条件包括资金、人员、资料等方面得 到改善与提高，修史规模也可以更加扩大，却也使史学更加容易受到现实政治的干预。
    隋朝及唐朝的学者对历史学的学科分类大致相同。《隋书·经籍志》分为正史（纪传） 、古史（编年）、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篇、职官篇、仪注篇、刑法篇、杂传、地理 、谱系篇、簿录篇，凡13个子目。这里有按照史书体裁分类的，也有按照史书内容分类 的。在《汉书·艺文志》里，《史记》侧身于春秋之后，《隋书·经籍志》则将《史记 》、《汉书》等列为正史类，史学的独立性得到了体现。《旧唐书·经籍志》基本上继 承了《隋书·经籍志》的分类法，也将史部分为13类，即“正史类一，编年类二，伪史 类三，杂史类四，起居注类五，故事类六，职官类七，杂传类八，仪注类九，刑法类十 ，目录类十一，谱牒类十二，地理类十三”（《新唐书·艺文志》同此），只是在名称与 顺序上略有调整。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正式设立史馆，设专职史家为直史馆和史馆修撰，是从事国家修 史工作和培养历史编纂人才的官方机构。唐穆宗长庆二年（822），于科举考试设三史科 、一史科。三史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指《史记》、《汉书》、《东观奏记》，唐代以《史 记》、两《汉书》（《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为三史。“凡史科，每史问大 义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视五经、三传，有出身 及前资官视学究一经；三史皆通者，奖擢之”[7]（《选举上》）。科举考试要考史学科 目，自然促使读书人去研究这些史书。国家学校里也要讲授史书。比如，“凡弘文、崇 文生，试一大经、一小经，或二中经，或《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各一， 或时务策五道。经史皆试策十道。经通六，史及时务策通三，皆帖《考经》、《论语》 共十条通六，为第”[7]（《选举上》）。总之，弘文馆和崇文馆这些贵族子弟学校里的 学生参加科考，所考的内容除时务策外，无非就是经、史二门。这样，就使无论是来自 国子等学的生徒，还是州郡举荐的来自民间的举子，都成为熟读史书的学人。唐代史学 人才的培养还依赖于家学的传承。著名史家李延寿继承了父亲李大师的事业，刘知几从 小就在家里培养了对史学的兴趣，史学家姚思廉、李百药也都有深厚的家学渊源。
    由于学校教育及科举考试的关系，社会上对于前四史的研究有很大的需求。又因受到 经学注疏学的影响，为前代史作音义与注疏的作品很多，形成了史学注疏学。其著名者 有《史记》三家注。司马迁的《史记》隋代以前已经有一些注本，隋唐时期注家蜂起， 主要有隋柳顾言的《史记音解》（30卷），唐许子儒的《史记注》（130卷）、刘伯庄的《 史记音义》（20卷）、王元感的《史记注》（130卷）、李镇的《史记注》（130卷）和《史记 义林》（20卷）、陈伯宣的《史记注》（130卷）、徐坚的《史记注》（130卷）、裴安时的《 史记训纂》（20卷）。以上注释都已不存，惟六朝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 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三书今天仍存。《隋书·经籍志》正史类著 录《史记》为“宋南中郎外兵参军裴骃注”。司马贞《史记索隐序》云：“宋 外兵参军裴骃，又取经传训释作《集解》，合为八十卷。”《新唐书·艺文志 》正史类著录司马贞《史记索隐》30卷。而张守节《史记正义自序》亦云成《正义》凡 30卷。可见，这几部书当初是单独流行的。南宋时书家为了省却读者翻检之劳，在刊刻 《史记》之时，将上述三书分散在《史记》本文有关词句之下合为一书，从而使《史记 》三家注得以流传于世，使中古学者研究《史记》的这份学术成果为世人所知。
    司马贞曾任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大约于开元七年（719）著成《史记索隐》。其《史 记索隐后序》列举前代对于《史记》的研究时说：“然古今为注解者绝省，音义亦希。 始后汉廷笃有《音义》一卷，又别有《章隐》五卷，不记作者何人，近代鲜有二家之本 。宋中散大夫徐广作《音义》十三卷，唯记诸家本异同，于义少有解释。又中兵郎裴骃，亦名家之子也，作《集解》注本，合为八十卷，见行于代。仍云亦有《音义 》，前代久已散亡。南齐轻车录事邹诞生亦撰《音义》三卷，音则尚奇，义则罕说。” 以上是隋唐以前对《史记》的注释情况。关于隋代以后：“隋秘书监柳顾言尤善此史。 刘伯庄云其先人曾从彼公受业，或音解随而记录，凡三十卷。隋季丧乱，遂失此书。伯 庄于贞观之初，奉敕于弘文馆讲授，遂采邹、徐二说，兼记忆柳公音旨，遂作《音义》 二十卷。音乃周备，义则更略，惜哉！”在谈到本人撰写的《史记索隐》时，司马贞在 《史记索隐序》中说：“初欲更改舛错，裨补疏遗，义有未通，兼重注述。然以此书残 缺虽多，实为古史，忽加穿凿，难允物情。今止探求异闻，采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 其所未申者，释文演注，又重为述赞，凡三十卷，号曰《史记索隐》。”
    张守节大约生当武则天、玄宗之世，开元二十四年（736）所作《史记正义序》自称，“ 守节涉学三十余年，六籍九流，地理、苍、雅，锐心观采。评《史》、《汉》，诠众训 释而作《正义》。郡国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窃探其美，索理允惬，次旧书之旨，兼 音解注，引致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记正义》”。可见，张氏作《史记正义》时 ，广泛搜集了各家各派的诸般载籍，包括地理、字书，加以采择，发明史地幽旨，兼及 注音解字。因此张氏作《史记正义》一书之前，不仅参考了裴骃的《史记集解 》，而且也应该看到了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并且针对其内容作了疏解，故邵晋涵说 ，“守节能通裴骃之训辞，折司马贞之同异”（注：邵晋涵《南江文抄》卷三《 史记正义提要》。参见程金造《史记正义与索隐关系证》，收入所著《史记管窥》第16 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