啖、赵、陆的经学著作传世者主要是以陆质（又名淳）之名编纂的《春秋纂例》（10卷） 、《春秋集传辨疑》（10卷）和《春秋微旨》（3卷）。以上这几部书号称《春秋》三书， 虽然是陆质编纂的，实际上也包括了他的老师啖助、同门友人赵匡的学术见解，可以看 成是一个有共同著作权的集体作品，他们构成了一个学派，史称啖、赵、陆《春秋》学 派。
    啖、赵、陆之学，在当时号称“异儒”，主要是因为他们提出了许多不同于前人的学 术观点。比如关于《春秋》的义旨问题，杜预注《左传》中提出，孔子编纂《春秋》乃 是“周公之志也”，“宣父因《鲁史》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 制，下以明将来之法”；何休《公羊传注》中提出，“夫子之作《春秋》，将以黜周王 鲁，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范宁《谷梁传序》认为，孔子伤平王东迁后，周室微弱 ，天下板荡，王道不修，”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著劝戒，成天下之事业，定天 下之邪正”。啖助都不同意这些看法，批评他们“诚未达乎《春秋》大宗，安可议其深 旨”。啖、赵、陆对三传的整理采取了“择善而从”的办法，如《春秋纂例》将三传记 录的大小事件先按问题分类，再按时间先后排列、重编，订出“义例”决定哪些事件予 以收录；“三传文义虽异，意趣可合者，则演而通之；文意俱异，各有可取者，则并立 其义。”
    啖、赵、陆的著作虽然标举《春秋》三传，但偏重于推重《公羊》、《谷梁》的今文 经学的观点；又采取空言说经、以经驳传等非传统的解经方法，热心于阐发经文中的微 言大义，与汉儒章句之学完全不同。啖、赵、陆敢于挑战官方经学，其学说受到柳宗元 、刘禹锡等革新派知识分子的推重。
    韩愈与李翱的《论语笔解》也是一部合著的作品，也是对《五经正义》等官方经学的 挑战。韩愈曾经注《论语》十卷，该书已佚。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元人马端 临《文献通考》著录《论语笔解》二卷，为韩愈及李翱合著。四库馆臣推测说：“疑愈 注《论语》时，或先于简端有所记录。翱亦间相讨论，附书其间，迨书成之后，后人得 其稿本，采注中所未载者，别录为二卷行之。”[4]（卷三五）现在我们见到的《论语笔 解》上、下卷存于《古经解汇函》中。该书对论语及其注文的解读约略可以分为三端： 一是改动原文字句；二是修改前人注释；三是求同存异，相互呼应。[5]（p113-119）二 人的《论语》研究，力图摆脱章句之学的影响，着重于义理的阐释，开启了宋人注疏儒 家经典的风格特征。
    应该指出，即使是在经学经历了南北统一，《五经正义》一统天下的时代，儒学领域 里也有一些异样的变动。王通的儒学思想是独树一帜的，但是长期响应者不多。中唐啖 助、赵匡、陆质《春秋》学派以空言说经，已经在冲击《五经正义》编织的僵死罗网。 但是，在佛学的刺激下，最具有新思路的是韩愈、李翱和柳宗元、刘禹锡等对天道、人 伦等思想的探索，对心性问题的讨论，它预示了儒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开启了宋明理学 的先河。
    从思想体系上说，王通学说是汉魏以来儒家经学的逆流。汉儒以来，经学主流凡三变 ，即训诂经学、玄学经学和义疏经学。无论是南学还是北学，都免不了竞驰烦言、学不 心解的桎梏。王通的儒学旨在恢复儒家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而背离儒家精神实质的经 学，已经成为一门纯粹的知识形态的学问。隋唐君主在排列儒道佛的次序时，或以佛置 于首位，或以道冠之三教前列，都只是指经学形态的儒学而言。至于儒家的经邦治国之 道、纲常名教之理，仍然是隋唐立国之本。但是儒家经学却不能起到为经邦治国提供思 想库的作用。王通的王道论、天人论、通变论、心性论、义利论以及对三教关系的学说 ，提出重视“天人之事”、天地人“三才不相离”的观点，在认识和知行观上强调“天 下未有不学而成者”、“天下未有不劳而成者”，这些在思想史上都不具有革命性意义 ，但有拔乱反正的价值。王通及其学派的重要成员或死得太早，或入世太深（做高官后 理论上不再有建树），在唐朝初年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影响都不大，唐初编纂的《隋书》 甚至没有给他立传，但中唐以后，王通学说的思想实质却得到了重视和发扬。
    唐代中后期的儒家哲学由于长期与佛、道两教的交融与渗透，已经吸收和学习了佛、 道的心性之学。在社会政治伦理上高扬孔孟之道的同时，中唐以后的儒家知识分子也注 意吸收佛教和道教的思想成果，创立自己的心性修养理论体系。他们既讲天道，又讲人 道，既讲政治参与，又讲心性修养。韩愈、柳宗元和刘禹锡都企图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统 一性原理。他们对于天道观的探讨，是唐代儒家哲学思想中最有价值的亮点之一。在解 决天道与人道的关系问题上，李翱借用了《中庸》的重要概念“诚”：“唯天下至诚能 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 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通过内省心性的修养达到诚， 然后由己及人，由人及物，由物而及于天地之化育，以至“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 ，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6]（卷六三七，李翱《复性书》）可见，李翱所强调 的“诚”的境界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韩愈对于《大学》的发挥、李翱对于《中庸 》的解读，对于宋代学者提出《四书》（加上《论语》、《孟子》）作为儒学的核心内容 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