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倾向上说，唐代道教经学的注疏主要借助于佛学禅宗和中观学派的理论，形成 了所谓的重玄学派。重玄是取老子“玄之又玄”之义，兼取三论宗的“有无双遣”之思 想：玄学家归有于无，释家注释《老子》既不滞于有又不滞于无，有无双遣，比玄学家 深入了一步。“重玄家则更进一步，认为释家的非有非无仍是一种‘不滞之滞’，仅是 一‘玄’，须连‘不滞之滞’也遣去，才是‘玄之又玄’。这样既遣有无（玄学），又遣 非有、非无（释学），既不滞于有无，又不滞于非有、非无，因果双遣，本迹俱忘，遣之 又遣，忘而再忘，方入重玄之境”[8]（p42）。
    道论也是唐代道教学术思想的精华所在。唐代最为盛传的经箓道教又分上清、灵 宝、正一等品，其中以最高品级的上清派影响最大。上清派以茅山为本山，后司马承祯 又传衡山、天台一派。其著名高道主要有潘师正（585-682）、司马承祯（647-735）、吴 筠（？-778）、李含光（683-769）、杜光庭等。唐朝末年有道士作《无能子》，五代道士 谭峭作《化书》，都宣扬泯灭差别，超越痛苦，强调无为而治，向往返朴归真的古代社 会。这已经涉及到社会理想和治国方略问题，这也是唐代老庄之学和道教经学向现实层 面倾斜的必然发展趋向。
    道家学术的宗教化道路，从学术史层面来说，主要是道藏经典的编纂。道教文献在阮 孝绪《七录》中已有著录，并为《隋书·经籍志》所承继，著录经戒301部、服饵46部 、房中13部、符箓17部。隋炀帝曾命道士撰成《玄门宝海》120卷。传世的敦煌文 书《三洞奉道科诫仪范》透露了唐初道教经书的基本制作规格。唐玄宗曾命道士史崇玄 等编纂《一切经音义》，搜集道经约2000卷。玄宗时期还编辑有道经目录《三洞琼纲》 ，汇集了秦汉以来各种道教门派的方术、法理等文献，是盛唐道教繁荣的表现。安史之 乱期间，开元道藏毁于兵燹之灾。唐代道教经书奠定了三洞四辅的基本格式，并被后世 《道藏》的分类遵行不替。
    道教与佛教二家既互相争论又互相融合，道教不断吸取佛教教义以发展自己。南北朝 时，佛教就讥笑道教抄袭佛经。隋唐之际，道教开始用自己的语言来转述借来的教义。 随着道教理论思辨水平的提高，像佛教一样，道教也免不了讨论心性等问题。道教追求 成仙，就要讨论道性问题。唐代道教把道性问题与宇宙生成论结合起来。道性本来清静 ，但它与佛教的诸法皆空不一样。道教认为清静的心性必须有所附丽，因而把本性与元 气论结合起来。但是道教直接把气作为性，把道作为气，道气混一，使附丽者与被附丽 者不加区别，说明它未能解决心性和它的载体的关系问题。直到宋代的儒教才使这个问 题比较圆满地得到解决。可以说唐代道教讨论心性问题成为宋代理学的直接先驱之一。 [5]（p407）
    五《文选》注疏学
    经史之学的注疏传统也影响到文学研究，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文选》学的发达。梁昭 明太子的《文选》是一部著名的诗文集总集，也是研究《诗经》之后隋唐以前文学的重 要资料宝库。隋唐学者曹宪、李善等的《文选》研究创立了一门《文选学》。
    曹宪仕于隋唐之际，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和训诂学家，也是《文选》学的开拓者，“所 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 、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1]（《曹宪传》）。《文 选》是唐代读书人必读之书，其地位几乎与儒家的经典同列，一些士大夫之家以《文选 》教授子弟，朝廷设有《文选》学博士。因此，社会上对于《文选》学有很高的需求。 曹宪的学生中，许淹撰《文选音》十卷、公孙罗撰《文选音义》十卷，可惜今佚不存。 惟另一弟子李善（？-689）的《文选注》流传至今。李善高宗显庆三年（658）任崇贤馆直 学士，上《文选注》60卷，诏藏于秘阁。大约因为被皇家重视，所以也像《五经正义》 一样，李善注成为解释《文选》的定本。但是李注重在释文解字，注释出典，而不重视 疏通文义和解说文章旨趣，因此引起一些学者的非议。开元六年（718），吕延济等五人 共作《文选注》，俗称“五臣注”，上于朝廷，其《进集注文选表》批评李注“忽发章 句，是征载集，述作之由，何尝措翰。使复精核注引，则陷于末学，质访指趣，则岿然 旧文”[6]（卷三○○）。五臣注本努力疏通文章要旨，间有可采，然其中颇多空疏臆测 之词，因而为学者所诟病。现在流行的六臣注本乃宋人将五臣注本与李善注合刻而成。 唐代《文选》学的繁荣，也影响到对外文化交流，日本、韩国及中国边疆民族政权地区 都有《文选》在流行。
    唐代学术史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以上论述之外，还有其他许多方面的成就。例如解 释儒家经典的字书有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佛教经典方面有唐初释玄应《一切经音义 》（25卷），又称《众经音义》，是仿陆德明《经典释文》的体例所作。还有唐元和五年 （810）释慧琳的《大藏音义》（100卷），亦称《一切经音义》，篇幅较玄应之书多数倍。 是书广引群书，所音训的典籍多依《开元释教录》，有许多玄应未及见的书籍。兹不具 体论述。
    综合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唐代学术在形式上表现出浓重的注疏学特征，在内容上表现 出三教融合并趋向心性之学的倾向。受玄学及佛学的影响，南北朝以来就出现了一种义 疏之学。儒家经典《五经正义》、佛教和道教经学都表现为注疏之学的形式。受经学注 疏学的影响，为前代史作音义与注疏的作品也很多，形成了史学注疏学。《文选》学的 繁荣可作为文学方面义疏学发展的典型例证。总之，注疏学构成了唐代学术发展的形态 特征，心性之学构成了唐代学术发展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