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汉书》的著作也表现为注释的形式。颜师古就曾经作《汉书注》，“大行于世 ”[1]（《颜师古传》），而此前还有颜游秦的《汉书决疑》（12卷），颇为师古之书所取 资。姚察撰有《汉书训纂》，“多为后之注《汉书》者隐没名氏，将为己说”。他的后 人姚挺“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旧义，行于代”。[1]（《姚寿附姚挺传》） 此外还有李善的《汉书辩惑》（30卷）、韦昭的《汉书音义》（7卷）等。章怀太子李贤等 人所注《后汉书》也是颇有影响的史书注释。还有注当代所修正史的，如开元二十年（7 32）清池主簿高希峤上《晋书注》130卷，所注当为房玄龄等修撰的《晋书》。
    大总结与大创新是唐代史学发展的历史特点。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堪 称中古史学史上的双擘，也是唐代史学总结前代、垂范后昆的杰作。刘知几对于史学专 著体例的批评和总结，对于史书的编纂体例、书法、史料的运用和史家的素质与条件的 精彩论述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当然，刘知几的史学思想还缺乏形而上的色彩，理论形 态也比较粗糙，但它毕竟反映了一种史学研究上的理论自觉。《史通》的出现，标志着 《史记》、《汉书》以来主要在编纂实践上一支独秀的史学，产生了从学科内容和形态 上进行全面自我检讨的重大转折。杜佑的《通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典制体通史著作 。从学术思想上看，《通典》反映了一种有异于传统经学的务实学风，中国的经世史学 在这里得到孕育和发展。分门立目，以类相从，重视会通沿革和议论得失，构成了200 卷《通典》的显著特点。这些特点为后来的典制史著作所因袭，有些还有发展，如宋代 郑樵《通志》二十略更加强调古今会通，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则愈益注重搜集历 代群士对所记制度的议论。
    总之，唐代史学游离出经学并独立为乙部之学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在官府的控 制下，它却完全丧失了过去私家修史的相对独立性地位，八部正史都已经是程式化的官 方史学。创新表现在《史通》、《通典》这样的私家著述中。
    四宗教：融通与发展
    佛学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发展，已经逐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尽管在唐代 还有灭佛事件的发生，但是佛教的中国化却是踏上了不归路。随着佛典翻译事业的发展 ，佛学研究也更加深入和扩大，佛学著述因之而大量涌现。中古佛学典籍包括经、律、 论、疏、记，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有1127卷。隋代以前中国人的佛学撰著约为千 卷，从隋初到唐朝元和年间的注疏有三千卷之多。佛典的注释虽然是依傍经文所作的疏 解，但多数不是为了疏释原著，而是借以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
    从南北朝以来，雄心勃勃的高僧大德们在研讨佛理中别有会心，就试图对其间的差异 与矛盾作出解释，这就是所谓的教相判释。诸家经师各依某些佛典为主来划定佛学的理 论体系，突出自己所崇奉经典的重要意义，从而构成了不同的佛教学派。也许开山之初 祖无心，后来的继承人却有意追溯式地建构起本宗的谱系。他们在互相争论中存在和发 展，单单是注疏还不足以捍卫本教的教义、宣扬本派的宗旨，因而要发表专门的论著。 有通论本宗之根本教义、建立独立门派者。如华严宗有法藏的《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 ，天台宗有智顗的《大止观》、《小止观》、《四教义》，法相宗有玄奘的《成唯识 论》，禅宗有六祖惠能的《坛经》等。这些都是某宗派实际开宗之祖阐述本派根本宗旨 之作，经本派弟子不断加以疏释，使之成为该宗派章疏的主体。还有佛教学者为阐明某 一个佛学观点而发表专论的，如隋徐同卿撰《通命论》论因果，彦琮著《辩正论》论翻 译、著《唱导论》论仪式，唐海云作《形神不灭论》论形神等。另有一些佛学论著纂录 群经，按义立论，宣扬一代之学术，谓之为义章，如隋慧远的《大乘义章》、唐窥基的 《大乘法苑义林章》等。
    其实，佛教各个宗派之间的观点并不是形同水火。当某一学派的观点被其他学派吸收 之时，这个学派就失去了生命力。如三论宗的命运即是如此，其他如天台宗和华严宗， 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派在佛典上也是互相借用，“都带着些调和色彩”（注：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335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参见葛兆光《中 国思想史》第二卷第11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而慧能为代表的禅宗南宗， 虽说“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但它的佛性只在心中的理论主张，却真正导致了中 古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
    道教经过魏晋南北朝陆修静和寇谦之的整理道典和发展教义，到唐代已是很重要的一 个宗教派别。特别是由于李唐王朝尊奉《老子》一书的作者李聃为先祖，道教也被尊奉 为国教，作为宗教信仰的道教也获得了更加有利的外部发展条件。道教模仿佛教编纂道 藏，在佛道之争中经历了由学习、因袭佛教理论概念到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的过程，从 而使道教在炼气修行的理论之外，也包含了更加丰富的哲理性内容，成为隋唐学术史研 究的重要对象。
    唐代道教学术著作主要表现为注疏《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的形式。玄宗亲自 为《道德经》（《老子》）作注，朝廷学士注疏《老子》、《庄子》的作品就近三十家， 从而推动了道教学术研究的发展。隋唐时期对《老子》的理解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开始主要是把它视为讲内修长生之书，流行的是河上公本，类似河上公注思想的著作是 《老子节解》。后来又出现了如成玄英《老子疏》这样的以佛家精神注《老子》的作品 。盛唐至中唐时期注解《老子》的作品五花八门，如李荣的《老子注》、唐玄宗的《老 子注疏》、李约的《老子新注》之类的作品，认为《老子》精神内可以修身，外足以治 国。也有以儒解《老子》者，如陆希声《道德真经传》。还有以《老子》言兵者，如王 真的《老子论兵要义疏》。唐朝末年的老学又重讲肉体长生，代表性作品是杜光庭（849 -933）的《道德真经广圣义》。唐代道教经学也重视注疏《庄子》、《列子》。前者的 代表性著作是成玄英的《庄子疏》，后者的代表性著作有卢重玄的《列子解》。这些注 疏也都和唐代的《老子》注一样，讲究清心寡欲，反本复性。隋唐时期为其他道教经典 作注的作品还很多，重要的如杜光庭注《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收入韦处玄、徐道邈 、李荣、刘仁会等注文的《西升经集注》，李荃、张果的《阴符经》注疏等。